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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怎样运用公物法理论联系实际问题？ 刘建昆 前几天在袁裕来律师博客上看到一句话“我们的学者主要的工作仅仅是在介绍国外的理论，甚至对国外的理论也缺乏深入的理解。”确实，国内学者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是很弱的，长篇大论的理论往往与社会现实衔接不上，乃至上双方都有“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的感觉。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经常将公物法理论被运用于解释和解决图书馆，道路，渔港等公物实践中的问题。反观大陆地区，黄德林等著《自然遗产保护法研究》第十章，是目前我所见的，国内学者运用公物法理论来与论证具体问题的唯一著作。其中《公物法若干问题分析》的几个部分，对于国内外的公物法的理论，阐述的还算有条理，具有一些资料价值；尤其有意思的是，文中谈到“对公物的使用会妨碍公物原来设置的目的，或使用超出公物通常的使用程度，则需征得行政主权的许可。如在公共道路两旁摆摊做生意，必须经过相关行政机关的特别许可。”虽然具体的问题尚值得探讨，但是能把摊贩问题与公物利用联系起来，也算难能可贵了。 但是这些公物法的理论一与实践结合，作者就显得无话可说了。既然谈到自然遗产可以作为公物，书中的主题又是“保护”；那么公物管理权中的公物维护制度和职能应该有进一步深入的探讨；自然遗产的利用强度和制度等问题也有必要稍微深入一点。更为重要的是“公物警察权”当然是文章中不可逾越的一个问题。以国家警察性行政权力自然遗产加以保护，就意味者国家要动用一定的行政力量，对破坏自然遗产的各类行为进行打击。作者自然是认为我国的现有公物警察保护是不力的，然而对现有的有关法规疏于梳理；同时也没有提出什么高明的见解，甚至对于外国的国家机关的保护职权，也没有更详尽的介绍，这不能不说是十分遗憾的事情。 公物警察权是一种实体权力。就自然遗产而言，其种类也比较繁多，结构也很复杂，与其他公物一样往往呈现出聚合性公物的特点，因而一种破坏行为，往往会造成多个、多种公物的破坏；但在公物警察权分散立法、分别执法的情况下，时候破坏行为危害了那种公物或者公物的那一部分，不易识别，甚至于无法提供保护。因而对于相对集中的公物，有一个统筹的公物警察权立法和单一的公物警察权保护机构是有必要的。 就公物警察法规的条文而言，行政处罚的构成要件理论与刑事处罚的构成要件并无本质的区别，行政处罚条款大致也可以分成行为罚，结果罚，危险罚等种类。在公物种类单一，破坏行为明显的场合，公物警察权可以规定为行为罚；一些不太重要的公物，可以要求出现危害后果；对一些重要公物，则应当规定行为足以造成公物的危险后果既予以处罚。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都可以深入的探讨。 可惜，这本书的作者越过了这些重要的内容，直接跳跃到得自然遗产公物的刑法保护去了，尤其让我不得不“佩服”的是，作者居然分析的是“挪用特定款物罪”是否能为自然遗产提供刑法保护，这个，这个，啊？ 二○○九年九月十四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