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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危害公共安全,台湾为什么处以轻刑？ 刘建昆 安全是一个越来越沉重的话题。 在我国，安全生产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交通安全因《交通安全法》，消防安全因《消防法》都成为公安机关的职责，甚至“大型群众性活动”超乎《宪法》和《集会游行示威法》对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授权，成为公安机关的安全许可职责。当然，这些安全无一例外是以公共安全的名义。同样的理由，偷窃井盖、排放污染物这样的损害公物行为，实践中也出现归入危害公共安全罪。 十月六日，笔者在查阅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时就发现，台湾地区对于“醉驾”也是归入“公共安全”一类的犯罪的。其第一百八十五条之三 (重大违背义务致交通危险罪)规定：“服用毒品、麻醉药品、酒类或其他相类之物，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而驾驶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十五万元以下罚金。” 目前孙伟铭危害公共安全案已经终审，孙伟铭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但是与“醉驾”以及“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话题远没有结束。值得深思的是，同样是“醉驾”，台湾地区“重大违背义务致交通危险罪”为什么仅仅处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罚金呢？ 在台湾“重大违背义务致交通危险罪”，“醉驾”是危险犯而不是实害犯。危险犯的社会危害性表现在行为虽未造成实际的损害结果，但使法益面临威胁，足以使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财产安全陷入危险。甚至“交通肇事逃逸罪”本身也是“公共危险罪”类罪的一部分。台湾地区“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四规定：“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伤而逃逸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从行为犯角度，“服用”行为和“肇事”行为以及“逃逸”行为可能属于不同的行为，但这一规定，从法规连续的角度仍可以视为前条的结果加重犯。 对在重大的公众利益面前，规定为危险犯而不是实害犯，有助于前期的犯罪预防。犯罪人一旦实施了足以造成危险的行为，不待其危害行为和危害后果出现，即作为犯罪加以惩处，这种惩处尽管属于“轻刑”，但是由于早发现、早处理、早警示，往往会取得比对实害犯“处以重典”更好的社会效果。 法律是一种规则，一旦世人主动遵守，则可以减少惩处的必要。台湾地区“刑法”没有对“交通肇事”作为犯罪的规定，却对肇事前的“醉驾”和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入罪，这种结构是发人深省的。由此观之，我国《刑法》立法的科学化仍然任重道远。 二○○九年十月二十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