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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报亭事件：又是城管挨骂 刘建昆 近日，南京市拆除接头报亭引法热议。根据有关报道，南京市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新闻出版局等9部门联合出台《南京市书报刊亭暂行管理办法》（未见原文）；其审批程序是：报刊亭办理依据《出版物经营许可》，经营者向街道提出申请，街道城管科按规定对报刊亭定点并签署审批意见；区市容局对经营地点进行审核批准并签署意见。 由此可见，报亭属于多重管理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除了文化主管部门对报亭进行行业主管审批许可外，由于报亭涉及“占道”，即占用城市公共道路，城市道路公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时进行了公物特别使用许可。 公物的特别使用许可是各国公物法或者公产法上通行的一种制度，它是公物行政机关基于所拥有的公物管理权所衍生出来的。我国民国学者白鹏飞认为“于长期间继续的占用道路之行为，则除受警察官署之许可外，尚须向管理道路之官署，请求许可，方可行之也”。这种制度一般应该采取行政许可的形式，使用人所获得的许可，虽然类似于民法上的地役权，但本质上是一种公法上的权利而不是一种民事物权——有时也不直接采取行政许可的形式，而采取诸如行政协作、合同等形式。 南京报亭事件凸显出我国公物立法所存在的缺陷，同时也说明，我国法律理论对于公物特别使用许可尚缺乏深入的研究。公物作为供公众使用的行政财产，以公众一般使用为原则，而以特别使用为例外。传统公物行政法理论上认为不但“特别使用权之特许与否，以属于官署之自由裁量为原则”，而且在公物特别使用许可的取消上，“必以不妨害此主要目的为限度。若其特许，而逾越乎此范围，官署当然有取消之权限也。”在南京报亭事件中，南京城市管理局拆除报亭，属于公物特别使用许可的取消，这是一种公物管理权行政行为，而不是公物警察权上的管理行为。但是，公物行政机关进行或者取消特许的裁量，应当以什么为标准，在实体和程序上受到何种限制，仍然属于公物法学乃至行政法的任务。 另一个问题是，现代城市道路功能日趋多元化，在很多地方，自动售卖机、无人值守电话亭等设施都可以在道路上找到安身之地，而书刊报亭作为一种文化设施，固有其重要性。由于历史原因，很多城市道路公物在规划设计、建造之时，对这种文化设施的存在缺乏合理的考量，公物行政机关对此也缺乏相应的重视，草率决策，直接造成了管理行为不为公众所理解，引发指责。挨骂之后，倒是希望南京的城市管理部门也能有所反省。 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