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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当”杂议/熊利民

来源:新浪网 作者:介子推 人气: 发布时间:2013-12-17
摘要:“官当”杂议 熊利民 官当,封建社会中官吏犯罪可以官品抵罪的制度。它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的《陈律》,有“三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一年赎”的规定。唐律,则集官当之大成。凡官员犯徒罪、流罪的,均可以官品来抵罪。官品越高抵罪越多。一官不足当,可用
“官当”杂议

熊利民


  官当,封建社会中官吏犯罪可以官品抵罪的制度。它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的《陈律》,有“三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一年赎”的规定。唐律,则集官当之大成。凡官员犯徒罪、流罪的,均可以官品来抵罪。官品越高抵罪越多。一官不足当,可用另一官来补当,现任官不足当,可用历任之官追当。仍不够的,还可用免官、除名等来赎当。再有余罪的,就以钱来赎。总之,刑不上大夫。而且除名、丢官也只是暂时的,只要忠于皇上,过一段时间仍可重新做官。
  史载武则天时期,酷吏来俊臣爬上四品御史中丞后,因受贿,被劾“下狱当死”,武后念其忠心,“得不诛,免为民”。后复职五品殿丞,又因贪赃被贬为八品同州参军事,不久又得提拔,“暴纵自如”。按唐律,官吏受贿、贪赃是要重惩的,但官当网开一面,赃官暴吏自可为所欲为。正因为官当是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法定特权,对皇帝和官僚有特殊保护作用,自隋唐起历代统治阶级都死抱住不放。直至清末法律制度改革,因时代潮流变了,官方刑法典才不得不忍痛割爱。当然,官当也不是毫无限制的。犯十恶大罪,斩无赦,这是万万不能官当的。而且,官当对封建国家机器来说,也是有利有弊,它常使朝纲混乱。有鉴于此,明太祖朱元璋惩前代法度纵驰之弊,治乱世,用重刑,官当也暂时丢一边去了。他创制的“庭杖法”,专治大臣。因户部侍郞郭桓等人吞没官粮,被处死的官吏达数百人。朱元璋的历史功过自有公论,但他不搞官当,却是值得称道和今人借鉴的。
  温故而知新。官当作为一个封建特权法律制度,早已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于1954年就写进了国家根本大法。解放初对张子善、刘青山特大贪污案的依法严惩,也曾令人鼓舞振奋。但由于封建意识的影响,加上十年浩劫的破坏,使执法部门官当遗风犹存。现实生活中,类似官当的名堂还真不少。一些“公仆”犯了罪,因为有官,可以用来抵罪。有用行政职务抵的,有用党内职务抵的,还有用党籍、代表资格抵的。美其名曰,严肃处理。殊不知,行政、纪律处分与追究刑事责任性质完全不同。个别的甚至使个障眼法,这儿撤了职,换个地方继续做官。这样七抵八当,罚不当罪。信手拈来二则,以资佐证。(一)某县外贸局长徇私舞弊,玩忽职守,使国家损失数十万元,已构成玩忽职守罪,处理结果是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二)某省一厅局级干部因一再包庇犯罪的儿子,交待问题态度很差,最后是撤职,留党察看一年。反问一句,一个老百姓包庇犯罪,无乌纱帽可摘,又是如何处理呢?难怪一索贿数万元的某主任满不在乎地对提审的人说:“什么时候放我出去,能不能快一点”。他是认定了大不了用乌纱帽抵一下就了结了。
  官当遗风犹存,奥妙虽多,原因不外有三。其一,关系网在作怪。一些干部封建意识浓厚,人情、面子大于国法。由他们执掌一部分权力,人民是不放心的。其二,某些执法干部习惯于按领导人的意志办案,不自觉地搞起官当,还以为是依法办事。其三,某些宣传舆论部门法律意识淡薄,有意无意的把一些官当气味很浓的案件作为“严肃”查处的法制新闻报道,久而久之,人们也就不闻官当其恶了。当然,视官当为国粹的毕竟是极少数人。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是我们社会的主流。特别是近年来,党中央下大力气整顿机关作风,每年都要依法查处一批大案要案。那位要求早点放出去的某主任也被判刑,暂时出不去了。这说明,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搞官当不得人心,没有市场。以权抵罪,以官当罪,姑息养奸,一旦激起公愤,迟早都要被绳之以法。
  官当虽是遗风,其对法制建设的危害性不可小视。建设法治国家这个系统工程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仆能否与官当旧的法律传统决裂。而官当延续千年,在短时间内要彻底摒弃决非易事。整顿干部作风,在一个时期重点抓一下,虽有必要,但非治本之举,说不定将来气候适宜,官当又会冒出来污染社会。
  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健全民主和法制,让一切权力在阳光下行使,坚决实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官当才难有市场可以招遥。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熊利民 215000)

责任编辑:介子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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