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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新刑事诉讼法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明确免除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义务。这一体现“以人为本”精神的规定无疑是一大进步。 免除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义务，是古代“亲亲相隐”理念的回归。“亲亲相隐”或“亲属容隐”规定在中国古代历朝法律中均有体现，“亲亲得相首匿”，是指对于谋反、大逆之外的罪行，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或作证。“亲亲相隐”制度最早由儒家提出，就是因为儒家承认人的自然情感，认为要想维护社会秩序，不能违背人的自然情感。其后的亲亲相隐制度的“立法理由”也被公开表述为尊重人类亲情。从汉宣帝颁发诏令起“亲亲得相首匿”就正式成为中国封建法律原则和制度。这一立法精神一经确立，即以其与儒家道德准则的和谐而成为长久没有动摇的传统，并为后世法律所沿袭。唐代，亲亲相隐在法律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唐律疏议·名例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但也规定“同居亲属有罪得互相容隐”，“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孙为证，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综观中国几千年亲亲相隐的发展历史，其范围呈扩大之势，从“父子相隐”到“亲亲相隐”到“同居相隐”。从行为的本质看，相隐行为由一种法律义务逐渐转变为一种法定权利。 现代西方法治认为，亲属作证作为一种特例规定，即作证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义务，对“大义灭亲”行为不提倡也不惩罚。古今中外之所以都选择了“亲亲相隐”或容隐，是因为在任何社会，亲情都是社会的基石，允许“亲亲相隐”可能会对受害人造成不公，对司法部门查案和审判造成不便，但是，缺乏人情的法律，却会破坏道德伦常，亲情沦丧会起到更大的负面作用。日本《改正刑法草案》规定:直系血亲或者配偶，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指隐灭证据、藏匿证人罪)之罪的，不处罚;其他亲属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之罪的，可以免除处罚。韩国历史上的法律制度深受中国儒家理论的影响，韩国刑法典规定了“藏匿人犯罪与亲属间之特例”，规定:亲族、家长或同居之家族为犯人而犯前项之罪者，免除刑罚。德国刑法典规定:有利于其亲属而犯本罪(指藏匿罪)者，不处罚。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分则设立了“藏匿人犯及湮灭证据罪”，规定:“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或三等内之姻亲图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脱逃人，而犯藏匿人犯罪或湮灭证据罪者，减轻或免除处罚。” 可见，“亲亲相隐”，并不只是中国古代法制的特色，西方国家以及韩国和日本，也都有近亲属有拒绝作证权和近亲属窝藏得以减刑或免受刑罚的规定，并且沿用至今。 对人性的热切关爱，或许是“亲亲相隐”制度的生命之源。“亲亲相隐”制度内含尊重亲情，关爱人性这些人类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观念，是值得珍视的。“亲亲相隐”所饱含的融融温情，培育、增进了家庭的和睦与稳定，而家庭的和睦与稳定，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与安全。个人、家庭与国家之间，各取所需，但各不相同的利益，在“亲亲相隐”中却得到了充分的保护，达成了和谐与一致。因此，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中国古代伦理刑法与国外容隐制度中关于人性之合理部分的精神和原则，明文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可以拒绝出庭作证，从而使刑事法律更加注重人性化与人文关怀，这既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在司法实践中，“亲亲相隐”制度与“大义灭亲”理念所带来的影响可谓截然相反，这就需要司法工作人员更新诉讼理念，尊重传统的回归，坚定不移地执行法律，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各项权利。 (作者单位: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检察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