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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剧作家李潜夫的作品《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也做《灰阑记》、《灰栏记》，以下简称《灰栏记》)是两母争子、公堂断子故事的典型代表。类似的公堂断子故事，更早的可见于南传《佛本生故事·大隧道本生谭》第五节、《圣经·列王纪上》“所罗门的智慧审断”、东汉应劭《风俗通》中太守黄霸智断“贪财夺子案”、《贤愚经》卷十一中阿波罗提目佉王以“挽手”断案故事等。《灰栏记》后来被译或改写成英文、德文，并多次在舞台上演出。20世纪世界剧坛大师布莱希特晚年推出《高加索灰阑记》，成为世界名剧。在我国，直到现在，一些地方戏中的《包公断子》均改编自《灰栏记》。 “灰栏记”的判案情节设计简单却富有深意:包拯画了一道“灰栏”圈住孩子，宣布能把孩子拽出“灰栏”的即为孩子的母亲。然而，通过剧情的展开我们可以看到，“灰栏”规则在这里具有层次性、神圣性、权威性和工具性。这四个表面上有着分歧甚至矛盾的特性，必须充分具备才能成就灰栏故事试图显明的道义、呈现剧中所赞颂的包公的巧智。 “灰栏”是神圣的。它不是普通人随便画出的一道普通的“栏儿”，而是具有特殊的能够识别真假母亲作用的“试金石”;能否拽出孩子不仅仅是个力气问题，更多的是背后蕴涵着的神秘的昭示，“灰栏”具有灵性，是公正、明理的象征，也是母亲能够取得亲子的希望所在。在包公的神秘光环的照映和解释下，灰栏被赋予了特殊的意味，成为一个神秘的意象。 “灰栏”具有权威性。借用奥斯丁的概念，“灰栏”是由政治优势者对政治劣势者制定的、具有神法的光环，同时又用“命令”的方式促使人们“强制服从”、并有权对不服从以及违法人士进行“制裁”的规则，因此，它在此案中已经作为实质上的“法”存在。包拯的身份使之具备了合法性，“灰栏”的神秘性使之获得了天意(神意)的授权。为了使得海棠和马妻对“灰栏”规则的神圣性确认不疑，海棠还遭遇多次棒打，这种强制性的惩戒使“灰栏”具备了权力和威势。 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这个“灰栏”并未像包拯所宣示的那样具有能够识别真假母亲的事实上的灵性。撕去附加于“灰栏”之上的神秘性，“灰栏”规则的恶性毕现无疑。 能否把孩子拽出“灰栏”和是否是“孩子的母亲”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能否把孩子拽出“灰栏”，是以力气和不计后果为依据的:“两家硬夺，中间必有损伤。”因而，对于剧中的母亲海棠而言，这是一个注定受伤的两难选择。包拯的设计对母亲而言并非是一场力量的较量，更是一种爱心的折磨:因为爱，所以不忍心伤害孩子，因之会失去孩子;因为不爱，所以无所顾忌，反倒可能得到孩子。在《灰栏记》中，海棠正是意识到“两家硬夺，中间必有损伤”时，“就打死妇人，也不敢用力拽他出这灰栏外来。” 剧情恰在此时峰回路转，包拯所设定的规则又戏剧性地变成手段性规则，通过这个规则，包拯判断出海棠恰恰是真正的母亲:“律意虽远，人情可推。古人有言: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也就是说，包拯最终所依从的规则其实是一个公正的规则:谁是孩子真正的母亲，孩子就属于谁。这才是真正的终极层次的根本“灰栏”。对于包拯而言，关涉具体“灰栏”的规则其实只是一个低层次规则，它服务于公正的高层次规则。但是，这样一个规则的层次划分，是掌握在断案者的“巧智”中的，只有关涉具体“灰栏”的规则得到合理灵巧的运用，公正才得以维护。对于海棠和马妻来说，“灰栏”的权威性是不可质疑的、必须遵循的。也正因此，两人在“灰栏”前的表现成为包拯断案的基础。只有两人真正相信“灰栏”规则的至上性而不加任何矫饰地去拽孩子时，包拯才能依此判断出谁是真正的母亲。 戏剧性的激烈的矛盾冲突正由此产生:公正的崇高目标是以“恶法”的被承认为前提，维护“恶法”的权威性是实现崇高目标的基础，最终这种权威性却又必须被彻底打破。然而，“恶法”需要被人们容忍吗?即使是作为显示公义的手段，“恶法”是不是就应当被接受?尤其是，作为“恶法”的受害方的海棠，她应当容忍“恶法”在“法”的名义下对她的伤害吗?谁能决定这个“恶法”是属于哪个层次的规则?如何限制它不上升为最高层次的规则?如果使用这个规则的不是贤明的包拯，不是“心里有上帝的智慧”的所罗门，而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昏庸的法官，那又如何保证不失去公正的价值目标?更进一步说，对于有限的人而言，如何保证“法”与公正的合一? 在《灰栏记》一类的故事中，因为包拯的出现，因为所罗门的智慧，最终使矛盾冲突得到了化解，使爱得其所爱，使人生有了圆满的结局。此次断案过程在本质上是人性的较量、是人智的较量，是在智慧的注视下人性之间的博弈。然而，争子问题的解决，并没有真正地化解“灰栏”事件。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矛盾冲突往往尖锐而令人撕心裂肺，进退维谷: 第一，在规则本身不合理，但规则既定，不可随意变化，同时判者只能遵守规则，也即“恶法亦法”、法律必须被遵守的情形下，海棠注定不能得到自己的孩子，正义被“恶法”以法律的名义屏蔽。除非“恶法”消除，否则苏格拉底的悲剧会一演再演，保护人之权利的法律，会成为合法地剥夺人权利的工具。 第二，如果类似事件重复，那些同样拥有“智巧”心志的人，会把法律本身用做自己投机取巧的工具，从而法律成为伤害他人权益、成全自我私利的手段。如是，法律便成为恶人的保护伞。 《灰栏记》类争子故事所张扬的是母爱和执法者的智巧，同时也反映了传统法律体系中人和法律之间的张力，反映了人对于法律的运用及其对于人之善性的成全。在传统社会的观念里，一个智慧和德行都高于常人的执法者，是社会公义的保证。因此，这个故事所弘扬的，正是这个智慧和德行的象征。 但这个故事所内涵的人和法之间的张力，并非仅仅是传统法律体系中的问题，也生动、尖锐地反映在现代法治体系中，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法治体系中人与法的张力比传统社会更为尖锐。恶法亦法非法问题的持久争论、法律信仰问题的不断阐释，彰显着人法之间关系中无法规避的矛盾性。除非所有的法都是绝对的善法，都是公义的表征，否则，恶法伤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为大家经常引用的伯尔曼的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其中所说的“法律”并非一整套规则，它是人们进行立法、裁判、执法和谈判的活动，是积极的、活生生的人类活动，包含了人的全部生命，包括他的梦想，他的激情，他的终极关切，与“超理性价值”之间存在着联系和沟通，是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忽视了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对法律的这些界定和描述，机械地谈法律的信仰问题，就会陷入伯尔曼所批判的法条主义的陷阱。当法律被理解为一种“积极的、活生生的人类活动”，“是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时，那种法的层次性、时空性被同时凸显出来。苏格拉底以其生命维护了“守法即正义”的法律理想，但其维护的是法律本身，而不是判其死刑的具体法律条文和程序;其维护的是保证普遍价值至上性、保证社会秩序有效性、乃至保证个体法律信仰的自觉性的法律意识和实践，也正因此，一个恶法影响的消减乃至消除，还是依靠人们在立法层面的孜孜探求，以及具体法规作用范围的有效调整。对包拯、所罗门王等的智巧颂扬，实际上可以还原和转化为人类对于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积极追求，在于法律体系与人类价值活动的有效协作。否则，不与人类终极关怀相应的法律，终究会成为屠杀人类自身的刽子手。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