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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 北京公职人员三种情形将被问责 不当行政可免职 前日下午，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等事项。会议研究并通过了《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决定以市政府令形式颁布实施。会议还研究并通过了《北京市实施〈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的办法》。 本报讯 （记者王姝）尚未违法违纪，但存在决策失误、不作为等问题，对于此类“问题官员”如何处理？前日，北京市委常委会通过了《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各级公务员和公职人员均纳入问责范围，被问责者，轻则责令道歉，重则免职。 官方背景社会组织纳入问责 对于官员问责机制，近年来，北京出台了《北京市关于重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北京市国家公务员行政告诫暂行规定》等一系列规章和文件。尤其是本年初发布的《北京市实施办法》，首度将党委领导引入问责范围。但截至《办法》出台前，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北京地区，关于行政问责主体、范围和程序的法律、法规，还是空白点。 《办法》将通过北京市政府令的形式颁布实施，近期发布具体条文。北京各级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不论官职高低，均受《办法》约束。 此外，具有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如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组织，其公务人员一旦失职，也面临问责。 公职人员三种情形将被问责 《办法》规定三种情形公职人员将被问责：不履行、违法履行、不当履行行政职责。此前发布的《办法》征集意见稿，则细化了启动行政问责的10种具体情形，除了监察机关、政府部门，特意提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有发起问责的权利，问责路径为投诉、检举、控告。 一旦被问责，责任人将面临八级处罚：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道歉、通报批评、行政告诫、停职检查、调离工作岗位、责令辞去领导职务、免职。 对话 问责扩大到所有公职人员 对话人 王锡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新京报：与《公务员法》等相比，《行政问责办法》有哪些区别？ 王锡锌：《行政问责办法》针对的是领导责任、道德责任、政治责任，是根据领导干部掌控的权力，自然延伸出的责任担当。在权力责任体系中，行政问责只是其中的一种，而且适用于比较轻的情形，比如没有违法乃至于没有明显过错，但作为不当，可仍要承担责任。 新京报：对比其他地区的行政问责规范性文件，《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有哪些特殊之处？ 王锡锌：以往的行政问责制度，多指向党政领导干部，强调执政责任制，当多大官就担多大责。而《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问责范围不仅仅是党政领导干部，而是覆盖了行政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以及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社会组织。这有利于强化政治责任，权责统一。但同时应注意的是，行政问责的范围扩大了，须提防行政问责泛化，借行政问责，逃避更加严重的责任，比如行政责任，乃至于刑事责任。比如玩忽职守，本应依据《刑法》的玩忽职守罪，追究刑责，而不仅仅被行政问责。 新京报：如何杜绝行政问责泛化和借此逃避责任？ 王锡锌：行政问责还是内部责任追究制度，问责主体以监察、审计等部门为主，这还是自上而下的内部监督和内部问责，有必要，但不充分。 有效的行政问责，应内部问责加外部问责，引导民众自下而上问责。《办法》征集意见时，曾提出媒体曝光、查证属实，就启动问责机制，这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希望这一点在《办法》中有体现。强化民众问责，这也是行政问责未来的方向。 10种可问责具体情形 1、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诉、检举、控告的 2、在人大、政府监督、检查中，发现行政行为错误的 3、逾期不能完成政府工作或者领导批示、交办工作而两次被发出催办通知书的 4、监察机关、审计机关等部门发现行政行为错误的 5、发布规范性文件有违法情形的 6、经行政诉讼，人民法院认定行政行为违法的 7、经行政复议，复议机关认定行政行为违法的 8、新闻媒体披露有明显行政失当且确有证据的 9、本机关在检查中发现行政行为存在错误的 10、其他应当进行调查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