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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 党的十八大指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进一步指出，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而这正是近年来广东努力前进的方向，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司法发力的方向。 近10年来，广州市中院审判了不服劳动教养的二审案件共58起，法院对其中部分典型案件进行公开点评，促使公安机关严把劳教适用关，客观上规范了公安机关的执法，为广州乃至全省探索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尽早建立替代劳动教养的新方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回顾 最高峰时 穗劳教人员超1.7万 12月6日，广州中院召开有关行政审判的媒体座谈会，对社会关注的废止劳教以后，如何规范轻型犯罪的惩教工作，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探索新时代社会治理手段进行了展望。 “广州历史最高峰时，曾经有10个劳教场所，同时收押劳教人员超过1.7万人。”广州市政协副主席、广州市中院副院长余明永告诉笔者。 余明永介绍，广州公安机关自今年3月起即停止审批，今年9月，广东劳教人员全部已经解教。废止劳教前，广州只有100多名劳教人员。 广州市中院行政庭庭长肖志雄介绍，2000年至今，广州市中院二审涉劳教行政案件共有58起。在10年的行政审判中，法院对公安机关严格要求，对社会的转型、对社会治理方式的改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据介绍，法院如何审理涉劳教案件，也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至上世纪90年代时，法院对劳教案件是不受理的。自1997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福建省一个答复，启动了法院对劳教案的收案；2000年时，又实现了对劳教案件进行实质审查；如今，全国各地状告劳教委的案件不乏胜诉案例。 展望 “收容教育” 也将退出历史舞台 南方日报记者提问，收容教育的存在具有法律依据，但是其仍然是未经法院审判便剥夺了人身自由，和劳教制度有相似之处，是不是说收容教育制度在未来也有被废除的可能？ 余明永表示，废止劳教是治理理念的转变，同样，收教制度虽然不同于劳教，未来也将退出历史舞台。 肖志雄说，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制度与收容教育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差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收容教育的规定本身便有前提性的要求，那就是仅限于卖淫嫖娼的违法人员，因此，轻型犯罪中，只有可能是卖淫嫖娼的人员被纳为收容教育进行教育管理。然而，收容教育对于这类人员的教育也是存在一定的前提性的，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公安部门应当与其他相关部门对其进行收容教育，促使改正恶习，这也就是说对于“恶习”的认定才是对犯罪人员是否进行收容教育的关键所在。所以说，劳教制度废除后，那些轻型犯罪被归为收容教育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肖志雄表示，从法制建设的角度来看，我们国家的法律正在日趋完善，一些不具有法律依据的规定被纳入法治轨道指日可待。 探索 用社区矫正 替代劳教和收教 南方日报记者提问，劳教废除之后，以往适用劳教的轻型犯罪将如何处理，是否会对治安产生影响呢？公安机关是否有感觉到压力呢？ 肖志雄说，广州公安对劳教取消，并没有压力。一个是在取消前，公安机关内部就已经严格审批把关，广州公安的执法水平在全国处于前列。另外法院在行政审判上，对劳教案件进行了约束、点评。法院每点评一次，公安就审慎一次，口子缩小很多。客观上，法院提前两年给公安机关降压了，否则突然一下子废除了，还容易有不适应的麻烦。现如今，事实证明，广州地区很快、很好地过渡了。 “现如今，广州正在探索新型的社区矫正制度，来替代劳教和收教，处理一些轻微违法行为。”余明永介绍说，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对一些轻微违法人员适用社区服务、社区劳动等限制措施。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的尝试和转变。 “社区劳动总比限制人身自由好，也更能意识到错误。目前广州司法局正在探索、试点新型矫正中心。如果要实现的话，恐怕路还非常长。”余明永表示，除了法律要配套跟上，还要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实施程序也要严格依法操作，这可能是将来的改革重点，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至于废除劳教以后，劳教场所会如何转型，执法人员会如何流转呢？ 余明永说，劳教管理人员，所长、干警已经成功转型，广州部分劳教所转为戒毒所，并且探讨设计轻刑犯罪监狱。有的干警则转入看守所工作。 肖志雄说，需要指出的是，广州的戒毒所虽然由公安机关管理，戒毒人员在此进行劳动。但是戒毒所不是限制人身自由场所，要符合规范。医疗设备、医生的设置都要跟上。戒毒场所要具备资质，不是简单地关起来。设备和医务人员要到位。 余明永说，这次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是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决定》将人权提到了一个相当高的角度，这表明了新一届领导班子“依法治国”的决心，而这样的决心更加需要所有的执政人员、司法人员发挥主动性，做好社会的管理人，当好“守门人”。(记者 刘冠南 实习生 汤涵茹 通讯员 马伟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