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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讲究入乡随俗的，一个地方传统的东西无论好坏，毕竟可以维持社会秩序。在暂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还是应该遵循的。可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风俗也会发生一些改变。比如，现在若有人再提倡“三从四德”，很多人就不知所云了。 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风俗的改变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中国人以前认为穿长衫是比较好的，孔乙己落魄成那样，也不愿与短衣帮为伍。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长衫便几乎成了历史了。除了说相声的表演时还穿一下，平时没有谁会穿的。 中国的法律，也一定要和中国社会现实情况相结合才好。在辛亥革命前，中国是封建社会，自然要实行封建法律。现在，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自然也要实行社会主义法律。在封建社会，世界各国联系比较少，中国的法律更是自成一家，和国外没有太多的交流。现在不同了，世界各国联系越来越广泛，相互学习借鉴就非常必要了。 中国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也就要立足这个框架下。可是，不管是由谁领导的什么样的国家，普通民众的生活需求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第一个要求就是吃饱穿暖，如果这个基本要求都满足不了。最美好的社会制度，恐怕也没有什么意义。吃饱穿暖靠什么？当然是靠生产。所以哪种社会制度能提高生产效率，就应该选择哪种社会制度。 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有多种原因，其一是解放前一穷二白，其二是共产党领导的暴力革命。那个时候，生搬硬套西方一些国家的制度，确实是不行的。因此，如何保证提高生产效率，就成了最迫切解决的问题。当时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所以拼命搞阶级斗争。最后，发现阶级斗争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于是就开始了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确实极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终于不再挨饿受冻了。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司法越来越难以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这才提出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国家和共产主义社会不同之处在于，法治国家可以找到参照模板，共产主义社会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有些人就很容易拿西方一些国家和中国的法治相对照，结果发现中国的法治存在很多问题。 于是，法律务实派和法律理论派之间的分歧就越来越大。务实派认为共产党领导一切，法律当然要服从党的领导。而理论派则认为，党要对司法干涉过多，法律就无法做到公正。至少在眼下，国家要不要共产党来领导，并不是太大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共产党究竟应如何领导法律。 在中国古代，皇帝如何对待法律，是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一般来说，皇帝完全可以不遵守法律，因为他的命令就是圣旨。但皇帝很难肆意妄为，因为那样用不了多久，他就可能国破家亡。亡国之君要么乐不思蜀，要么在冰冷的北国了却残生，哪种滋味恐怕都不好受。大多皇帝知道其中的成破厉害后，对严格执法者也不得不让步。东汉的董宣之所以不怕得罪光武帝刘秀，正是他是真心为了刘秀的江山社稷。 司法要服从党的领导，当然也是为了整个社会更好地发展，而不能仅仅是为了某部分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强不强调司法独立，某些人对办案工作都不能越主代庖。对待西方的法律，要选择对待是正确的，盲目排斥只是心虚的表现。中国无论是经济和国情，和西方确实有很大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更要考虑法律怎样才能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党的利益是什么？最基本的是要有执政地位。靠什么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至少要让人们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吧。对于大多民众的生活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财产安全。一方面有较好的收入，一方面要保证自己的财产不被无理侵占，这些都对法律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普通民众可以不管国家由谁领导，不管由谁制定法律，但不能不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司法独立也好，不独立也罢，只要不能维护好民众的利益，就会影响党的执政地位。西方的很多东西，无论有多么美好，只要对目前中国不适合，就只能敬鬼神而远之。中国就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非要套西方的法治，肯定会大失所望。所以对中国的法治，理解成突出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要为经济发展服务，要尽可能保护好个人利益，或许更合适一些。至于对政府权力的限制，眼下的社会环境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足以产生限制政府权力的力量，再谈限制政府权力不过是空穴来风。 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法律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真的是难能可贵。这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更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现在从党的整体利益出发，总体上是希望突出法律的作用。但具体掌握权力的一些人，还想以党的领导为名义，干涉司法办案。从目前的形势来看，那些掌握权力的人要占上风。可是社会的不断发展，他们能控制的范围越来越小。而他们的控制能力，其实也基本等同于党的执政能力。当社会的发展到达临界点的时候，民众对社会的要求和执政党的权力大体相当时，所谓的宪政、法治、民主、选举，就真的可以呼之欲出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