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玉品健
最近，贾敬龙的生死牵动了很多人的心，曾经有几天，网络上满眼都是呼吁最高人民法院“刀下留人”的帖子，声势浩大，令人动容。最后，在执行死刑的期限到来之时，人们发现贾敬龙竟然没被立即执行死刑，网络上立即欢腾起来，大家看到了贾敬龙也许可以免于一死的希望。 大家对贾敬龙的生死如此关切，为其振臂高呼、奔走呼告。有的网友为了论述贾敬龙不该处死，还引喻刘胡兰的故事，说他们俩人杀的同是村官恶霸，为什么刘胡兰可以评为历史英雄，而贾敬龙却被判死刑？难道我们也逃不掉“企求他人天下大乱，只要自己独好”这样的恶毒品格吗？ 为贾敬龙申辩的理由还有很多，除了生命诚可贵、国家和政府应该少杀慎杀之外，大家可能更为担心的是，在以后抗暴的过程中，自己会不会因为同样的遭遇而惨遭杀戮？但是，大家是否意识到，在贾敬龙案中，其实杀人者和被杀者同是时代的受害者，贾敬龙在该案中尽管是杀人的人，但他同样是受害者，这也许是大家为贾敬龙请命的原因之一。 我们都知道，贾敬龙和村长都是社会最底层的成员，贾敬龙是一介村民，村长是国家权力的延伸，村长本身不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因为他是村民自治过程中选出来的管理者，但他在协助政府做事的时候，他成为了国家权力的延伸、甚至是权力的代言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村长是整个国家权力架构中最垫底的人。 村长执行国家权力、实现国家意志、谋取国家利益，他的被杀也许并不是在执法现场，但他却是因此而被杀，所以，可以说，他是为了“分君之忧”而被杀的。杀了村长，就是杀了官方最忠实的同盟者，就是杀了他们权力的执行者，威胁到了政权的权威，就是蔑视权力、向权力挑衅，就是对政权的否定、对权力的否定。因此，杀死村长的行为，不仅仅是杀死一个普通公民那么简单，背后还隐藏着很多意识形态以及价值理念的问题。所以，当年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他们的村长石佩怀处死，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判处死刑，就可以理解了。当时的Z·G代表了最低层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受压迫者、受剥削者的代言人，因此，Z·G率领低层的人民奋起抗争国民政府，声讨国民政府滥杀无辜、助纣为虐，在国民政府判决确认刘胡兰为杀人犯的时候，他们追认、册封刘胡兰为人民英雄，大举宣扬她“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基于同样的道德伦理，大家为杀人者贾敬龙喊冤，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就像我们的先人当年为刘胡兰喊冤一样。 除此之外，贾敬龙是社会底层中最深受体制之害的成员之一。统治阶层要实现其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即既要实现政权的稳定、又要推动社会的发展，在利益整合过程中，像贾敬龙这样的千千万万个散沙似的公民个体，要资源没资源、要背景没有背景、要知识没知识，甚至连“维权”两个字都不知道该怎么写，注定要成为这个体制生存发展过程中的牺牲者。因为那些有资源、有背景的人，他们懂得在利益整合过程中该如何捍卫自己的“奶酪”，要牺牲也轮不到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像贾敬龙之类，无论你有着养家糊口重担的借口（夏俊峰为了养家糊口而乱摆乱卖被城管处罚，最后奋起杀死了两个城管重伤一个），还是即将要结婚成家之天大理由（据说贾敬龙被强行拆掉的房子是他已经装修好的婚房），都不能成为时代之轮不碾碎你的利益的理由。从这个角度来看，贾敬龙无疑是这个时代的受害者，正因为他受害在先，行凶杀害迫害他的人在后，所以才得到那么多人的同情，才有那么多的人为他请命——因为也许大家都跟他一样感同身受——其实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受害者。 正如前文所述，村长是公权力的代言人，他是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的必然的衍生物，有这样的国度，必有这样的体制，必有这样的事情，必有他的处境，他逃无可逃、躲无可躲，只要他被绑在或者自愿绑在这个庞大的利维坦身上，就已经注定了他的命运。正如前面所述的夏俊峰刺死城管案：不是这个城管来执法，就是那个城管来执法，不是这个夏俊峰刺死城管便是那个李俊峰、张俊峰刺死城管，事情总得发生，总得有人在这样的时代之下成为牺牲者。反观贾敬龙与他们村长之间的命案，在这个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中，总会有人的房子被拆，总会有人去拆房子，总会有人奋起抵抗，也总是难免有人被杀死，这便是时代的悲剧，这便是时代的命运，这便是时代的牺牲者。 但话又说回来，村长是本案中的受害者，这是无须赘言了的。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贾敬龙都没有滥用私刑的权利，剥夺一个普通公民的生命这么个生杀予夺的大事，决不能由同样是一个普通公民来定夺并执行。村长的行为应该接受什么处罚，该不该处死，应该由获得合法授权的国家司法机关来审判并执行。 在贾敬龙案中，被杀的村长是受害者，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被逼到走投无路的杀人者贾敬龙，难道不同样是受害者吗？看过和听说过《逼上梁山》故事的人，答案也许已经不言自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