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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建筑方面来讲，不管上梁还是下梁，彼此都有一定的影响。先上的梁不正，很难保证后上的梁不歪。但是否可以用到人际关系上，特别是上下级之间，恐怕并不能一概而论。孟子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说的就是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影响。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也确实存在着大量上行下效的现象。因此，古人特别强调以身作则，孔子就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因为古代是等级社会，“官大一级压死人”，不能不对上级惟命是从。 现在官场上，依然存在上下级关系，是不是也会上梁不正下梁歪呢？那就要看上下级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了。如果上级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可以随意撤换下级，上梁不正，下梁不歪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省长由省里选举产生，对省里的选民负责；市长由市里选举产生，对市里的选民负责，并且省长无权过问市长的任命。那么，省长就算不正，和市长又有多大的关系呢？市长如果不正，市里的选民也不会答应。 省长决定不了市长的任命，市岂不成了独立王国，市长无法无天怎么办？如果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代，绝不允许出现这种现象。周代实行的是分封制，周天子把土地分和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只是这种分封制和世袭制，也是很有问题的。就是诸侯实力太强了以后，就不听周天子的了，于是就出现了“春秋五霸”。有一次，齐桓公和几个诸侯会盟，周襄王知道后，就赐给齐桓公一块肉，并声明不用下拜。齐桓公比较客气，说对天子不拜违背礼法，就下拜了。晋文公和楚庄王对周天子就没有那么客气了，晋文公帮助周襄王在郏地复位，襄王以土地作为酬劳，文公谢辞，要求死后用周天子礼安葬。周天子最后虽然没有同意，但上级混到这步天地也够可怜了。楚庄王对周天子更不客气，直接问周定王使者王孙满鼎的大小轻重，言外之意对周王朝要取而代之。因此，秦始皇绝不可能再实行分封制，而郡县的官员都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 官员由皇帝任命，自然要按照皇帝的要求做事。皇帝自己做不好，要求别人也就不太大容易。于是皇帝都要把自己打扮成明君，从而要求臣子忠君报国。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认为在等级社会，是应该符合这种逻辑的。只是他的逻辑起点就存在很大的问题，他首先假设的这个“正”，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保证。仅仅用成王败寇的理论，很可能会出现五代十国那样的政权迅速更迭。所以他的理论看似正确，却没有太大的可行性。而人们对利益的渴求，却是不会变的，皇帝也是如此。历史上很多忠臣直谏的故事，其实质都是皇帝利益和其他利益的冲突。在利益的驱使下，只要拥有权力，就会以权谋私，这种规律就是所谓的上梁不正下梁歪。 因此，如果能控制住官员的权力，让权力不再能谋取利益，上梁不正下梁歪也就无从谈起了。而对权力进行监督，又谈何容易！权力向来是由国家机器来支撑的，在古代民众除了忍受，就只有起义。而无数次的农民起义，都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悲剧。原因到底在哪里？就是因为掌权者不可能放松对利益的控制，而民众又没有丝毫的能力与掌权者分庭抗礼。民众若想维护自己的利益，除了拥有自己的实力，没有别的捷径。而自己的实力，也就是选举权，就是决定谁能不能当某个地方官员的权力。这个权利的获得，可以说相当的不容易，不可能指望掌权者拱手相送。而自己争取，似乎也没有太好的方法。争取这种权利，其实是急不着的，一定要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相对分散的农民，即便有一些权利意识，也难以形成太大的政治实力。在工业社会，工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就比较容易结合起来。现代社会，随着民众文化程度的提高，网络的普及，更有利于推进政治体制的变革。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梁不正下梁歪也就会成为历史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