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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西大读研期间，研一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古汉语》，课程的内容就是选择性地背诵《古文观止》。这让我想起，在政法读本科时，有一门选修课叫《法律与文学》。只是前者基于背诵，后者则基于赏析。不过，我从中也理解到法律的丰富性与包容性，学习法律，但所学的又不仅仅是法律。 作为一名法科学生，读古文自然也要读出一些法律的味道与体会来。这些千古文章，震古烁今，千锤百炼，精挑万选，必属经典。但透过古人的这些文字，我更多感受到是那个时代的世故人情，那个时代的道德律法。 说句实话，对于古人的很多观点，我都不敢苟同。但是，我却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文字里以及他们的思想里所激荡着的真诚与敏锐。尽管他们可能并不是法律人，但是他们却无法避开对人情与世故地讨论，而法理，人情与世故，这三者之间也总是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因而，一本《古文观止》，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读得出一些法律的韵味，这最终还是取决于我们对于法律学习本身的理解程度。 法律人之所以被看作是独立的共同体，除了知识构成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思维模式的与众不同。 就像背诵到苏洵的《辨奸论》的时候，一位法科的同学就对我说，这篇文章至少存在着侵犯他人名誉权的嫌疑，他还说即便是在那个时代，《辨奸论》也恐非明智之作，含沙射影地指责别人，而且言辞刻薄，恶语伤人，这应该也绝非道德君子所为吧。听到他的这一席话，我才发现法律学习对于一个人思维方式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还记得，李一冰老师的《苏东坡传》里曾经有过考证，认为这篇文章可能并非苏洵所作。假借苏洵之名而辱介甫之名誉，这问题可就多了。就像我的那一位法科同学的想法一样，这样的一篇文章，在今天的社会里就极可能是一宗人格权纠纷的要案。 还比如背诵到柳宗元的《驳复仇议》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文章通篇都在为徐元庆开罪，言孝言义却不言法。我们都知道大唐的法律水平是很高的，如若能够从当时律法的层面出发，然后再结合人情与礼义予以辩驳，岂非更加令人信服。 然而，柳宗元作为一名官吏，却没有选择从法律的框架里讨论徐元庆一案，而是超脱于法律的框架之外，而从礼、孝、义等层面予以考量，并且，以此提出异议，进而对抗法律地执行。 而且，柳宗元先生却将徐元庆看作是“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也就是将其作为一个恪守道德的典型。这种以道德对抗律法，甚至不惜以树立道德典型的方式挑战律法的做法显然是有欠周全的。 礼法与律法，丝丝缕缕，纠纠缠缠，自古皆然。由此也可以看出，法律与道德的困境，古往今来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法学与《古文观止》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玄机？上面的这两个例子，至少让我们窥探到律法在我们的古代社会之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表现出什么样的状况。从这层面讲，《古文观止》给我们提供了认知古代社会律法有价值的历史材料，甚至他们的文章所表达的观点或思想也代表了当时人们对于律法认知与理解的最高水平。 但是，在我看来，最紧要的一点就在于对我们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在这一点上，《古文观止》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千古文章，那一种表达与韵味，是穿越历史时空而照进我们的现实生活的东西。 语言是一个民族生活最直白、也是最生动地体现，法律根植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因而，法律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我们所处的生活，这就是一个不得不思索的问题。就像司汤达曾经骄傲地说，自己的文学素养源于对《拿破仑法典》不断地阅读。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就说明，伟大的文学缔造了伟大的法典，而伟大的法典又支撑着伟大的文学。应当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学水平的高低决定着这个国家语言表达的层次的高低。也就是说，法律语言表达实际上与所在的民族与国家的文学成就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我在想，我们的法律语言，我们的法律文本能不能给予我们这样的能力——增加我们的语言与文学的素养呢？而事实上，我们的法律文本不要说语言的美感了，就连语言的精准表达都做不到。 因而，法学与《古文观止》之间的联系并非是笔者的牵强附会的结果。“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兴起不正说明了法律与文学之间难以割舍的“情缘”吗？可以说，《古文观止》代表了我们的文学所能够达到的水平，无论从语言的角度，还是从文学的视角，还是从思想范畴来讲，《古文观止》都是可圈可点的。 毋庸置疑，阅读《古文观止》可以优化我们的语言表达，可以增进我们的文学素养，可以提升我们的思想境界，而这不是我们的法科学生所欠缺的吗？枯涩的法言法语有待于优化，偏颇狭隘的职业观念需要改变，《古文观止》或许可以给予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