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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高阮的青年时期主要有两件事，一是参加左翼学运，二是授业于陈寅恪，背后都体现一种国族救亡的思想主题与知识为据的个体自觉，只是分别投身到社会运动和历史探索两个领域寻求自我价值的确证，一个是行动领域，一个是知识领域。当中指向的毋宁都是民族，一个层面是政治，一个层面是文化。历史文化的探索重心其实也放在政治史及相关的政治思想史、外交史等领域。也可以说，这是从组织行动与知识文化两方面来探索民族政治秩序的建设。一开始是从出路的可能进行行动的冲击，继而从来路的经验思考建设可能的探索。无论山涛的躬身入局，还是严复、康有为、孙文的思想方案，都可理解为是对秩序建构的一种历史沉思。而徐高阮在对这些探索经验的再探索再理解中也在摸索他自身关于秩序建构的整体思路，这与他早年的革命行动毋宁是一致的，只是依托的载体与探索的对象和形式有所不同。由此，交错出多个层面的政治与学术的光影，这是徐高阮一生的主线轨迹。而这种精神主线及具体实践的背后，除了时局的影响之外，是否还可在前后左右寻得更多的因果关系的解释？还有什么因素能够成为深层的意识意志，可以驱动、支持、引导着他不断的突破种种历史阻碍，不断推进他的探索征途，同时也影响到他具体的行事和主张，比如革命行动路线的争议，文化论战的纷争，或者说为什么在时局的多番变动影响中，徐高阮总是一次次从接近社会抗争分子最终走向与其的冲突决裂，最终又一次次回到既有秩序的内部，不管从生活载体还是思路主张上，都呈现这种突破-回归的生命循环现象，这背后总感觉有一条线在牵扯着这个人，来来回回，迂回辗转，却始终丸未出盘，这个盘，这个精神人格的基本面如何有的话，是什么？ 在《中国近代学人像传》所载的《徐高阮先生传略》（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P142。该书影印自文海出版社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一辑）里，曾提到徐高阮的家世。当中有所谓“先世自文敬公，历文穆、润泉……花农、公泽，传自先生盖十世矣。累代仕宦，家学渊源。其祖花农公以光绪元年甲戌恩科举人，七年庚辰成进士，才华横溢，学问渊雅。为曲园先生入室弟子，自少即有诗书画三绝之称。花农公有子四，长讳骏，以世袭云骑尉，官户部员外郎，配严夫人，即先生之考妣”这样的追溯。由此进一步了解到仁和徐氏，此家族从清朝开国到清末几乎历朝不间断的出过进士，惊人的保持一种书香官宦的连续性，到徐高阮的祖父徐琪、父亲徐骏仍官至中央部级高官，真正称得上世家，且与德清俞氏多有联姻，间接与义宁陈氏，湘乡曾氏等都有关联——陈寅恪即有对俞樾预言诗的题跋。俞樾作为晚清大儒，从章太炎到陈寅恪多与其有颇深的关联。而徐高阮的生活史溯源而上，却也突现其光影，未尝不是可能的一种影响。在《俞樾函札辑证》一书中我们可以找到致徐琪的四十六封书信，当中对徐琪的简介，如：字花农，俞门八骏之一，浙江仁和人，光绪六年进士，官至兵部侍郎这样一个人，正好与徐高阮的生平及对其祖父的简介对上。作为俞门早期弟子，徐琪虽未如后来的章太炎一般得享革命文化声名，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却属于士大夫的一种标准生涯。光绪六年即庚辰科，当时堪称名榜，乃翁同所主持，李慈铭、梁鼎芬、于式枚、王懿荣、安维峻、郭曾等高士皆为此科出身，徐琪亦属同榜进士。再后来徐琪仕途亦可称顺当，如授编修，官到兵部侍郎，此外还有称曾任福建学政——此与清季职官表所述有所出入，虽然都是兵部侍郎和学政，而职官志引用的出处又是清画家诗史。但查《古今联语汇选》，徐琪有韩江、惠州、雷州的联语题词，题诗主要也在杭州与广东两地，其诗《题阳山昌黎钓台》亦云“三度入岭南”，《题广州粤东试院文明阁周子祠》亦云“是讲学地，亦宦游邦”，且著有《粤东葺胜记》，则更可能是广东任职。另外还有补充为散馆授编修，官至内阁大学士、南书房行走。若按《清实录》光绪朝实录，光绪二十七年内阁学士徐琪署兵部右侍郎，此与清季职官表所记相同。而当年十二月即因何事革职，则未见记载。但此则见徐琪确为内阁学士，后署兵部右侍郎。 通过生活史上的这段早期家世追溯，徐高阮后来青年时期与陈寅恪的相遇，乃至后来展开的文化著述、历史行事，都获得一种新的关联与理解。陈寅恪对俞樾的题跋，本身就带有士大夫交谊传统的文化行为意味，当然自然还有对历史发展的一种沉思。陈寅恪本人也具有很浓的士大夫文化的影子，世家子弟的情结。而徐高阮之所以能和陈寅恪对接上，除了自身的文化素养、思维、才华，或许也有隐含的这种世家士大夫的文化意识和涵养、环境熏陶、历史意识在里面。观徐琪挽俞曲园之联，情感至深，且道及俞曲园对其不仅是学问教诲，而且还有经济支持，所谓“四十年身侍门墙，谊属师生、恩侔父子，溯饮食教诲以至家计支持”，后来徐琪等更建造了西湖秋水苹花馆供俞曲园晚年闲居（徐琪有《题杭州孤山俞楼》诗。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七亦称“俞楼之作，发端于徐花农”），俞曲园信札中与徐琪的书信就多达四十余封，可见属于亲密弟子。徐高阮作为徐琪之孙，对俞曲园当印象仍深，甚至见过，而俞家与陈家也有通好，陈寅恪对俞曲园也很熟，义宁陈氏一门也以诗书画盛称，如陈散原之诗、陈衡恪之画。陈寅恪本人亦颇具诗人气质。所以，陈寅恪对徐高阮除了现代大学的师生关系，其实还有一层隔代世交的渊源所在，且这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社会人际关系，背后更有士大夫文化传统的蕴含在内。同时，与陈寅恪的相遇也可能激发了徐高阮潜藏在身心中的那种传承的文化社会基因，那个世家士大夫的种子，这种长久而深厚的社会文化积淀在革命后的中国已经很大程度上被打断，后来者与这个意义上的精英实际上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这种断代现象却也是治乱循环的中国社会的一个常态。 而从俞樾与徐琪的书信，以及搜集到徐琪的诗歌作品、检索清实录光绪朝实录关于徐琪的事迹来看，徐琪虽然官至中央部门高官（如南书房行走、工部侍郎、兵部侍郎），与李鸿章等同朝为官却更多留下文艺之士的形象，所谓工书法、善花卉、工诗词这样一些成绩，所谓“诗书画三绝”者，留下的是《粤东葺胜记》、《日边酬唱集》、《南斋纪事诗》这样的文学作品，多的是“曾向春堤吟柳色”（徐琪题惠州苏公祠联语）这样的生活，留下的是从杭州孤山、西湖到广东雷州、惠州等地的题诗，至于广东学政或兵部侍郎这些官职本身的功业则不彰显——虽然当年梁启超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弹劾案多方奔走，奔走对象中便有时任广东学政的徐琪。这样一种文艺交游虽然于时局无补，但作为“才华横溢，学问渊雅”的“家学渊源”，传到徐高阮身上，则仍凸显一种对文字的细密敏感，如他早期创办革命刊物，撰写社会批评文章，后来走向了历史研究，研读史料，校勘洛阳伽蓝记，区分本文子注，乃至解读红楼梦诗词，到最终形成深度解读史料文字隐曲，行文跌宕生姿的传世之作山涛论，这些实际都体现了一种对辞章的把握力。正如E．M．福斯特所说“不识艺术向前的路只有一条；识艺术会引发你走向许多条的路，极广阔的道路。”（参见鲲西《听音小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