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案拾遗】从《折狱龟鉴》看古人的定案之法_饮水思源

自从春秋后期开启了成文法的时代，由李悝撰封建社会的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到秦汉法典逐渐走向成熟，再到中华法系的标志的《唐律》把中国的法典编撰引领到高峰，成文法典的编撰从此成为中国法制建设的主流。从静态的立法落实到动态的司法，要求法官断狱时引用律文，实现依法而断。《唐律·断狱》规定：“诸断罪皆须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若数事共条，止引所犯罪者，听”。断狱要引律令，成为法典中规定必不可少的要义之一，这样的传统同样被继唐而后的宋吸收。从宋初开始统治者就加强法制建设，注重法典的编制。这使得对于成文法的理解是法官适用法律处理案件的起点。

作为司法官员的郑克与他的《折狱龟鉴》同样显示了把法律放在重要的地位，缘法而治。郑克在《折狱龟鉴·惩恶·吴中复》中这样论到：“所以异乎议罪者，彼其处决有所推本，若轻若重无非法也。”这些充分体现了郑克的依法而治的思想，把缘法而治作为法官判案的依据，同样凝结了郑克对成文法到案件的理解。这样的论述在我国学者瞿同祖的著作中也有深刻的论说，“所有判决必须遵从现行的律令。皇帝就一个特定案件所发诏谕裁决未颁布为法律者，不得引作判决依据。违反这一规定的刑责与对罪犯非法加重处罚或减轻处罚的刑责相同，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判决也不得依据未宣判为成例的往昔判例。”“在作出判决时，州县官只能参照一个适用于该案的某一法律或条例；他不得引用两个以上。违反这一规定者，将按适用于故意非法加重处罚罪犯者的法律予以处罚。并且，法律要求州县官在制作判决时引用他所依据的法条全文。随意省略者笞三十。”[1]至于法官如何适用法律，主要涉及到法官对成文法的理解，古代司法官员与《折狱龟鉴》作者郑克对成文法的理解的可贵之处体现在，能独到精炼分析法律适用的条件，从而实现古代社会的审判公正。这在《折狱龟鉴》中，郑克或引用案例，或独到论断。

总结起来，应该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一）维护法律作为评判案件的基本标准，依法而断

维护法律作为评判案件的基本标准，依法而断，强调事实本身是否需要法律评价。这样的案件，《折狱龟鉴》有所记载：

唐徐有功为司刑丞，时有韩纪孝者，受徐敬业伪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顾仲琰奏称家口合缘坐。诏依断籍没。有功议曰：“律：谋反者斩。身亡即无斩法。若情状难舍，或敕遣戮尸。除非此途，理绝言象。缘坐元因处斩，无斩岂合相缘。既所缘之人亡，则所因之罪减。减止徒坐，频会赦恩。今日却断没官，未知据何条例？”诏依有功议断放。由是获免籍没者凡数百家。[2]

在这则案例中，按唐律规定：谋反者当斩，家口缘坐。而在此案件中，家口因为谋反者缘坐，但谋反者已死，家口却要抄家充官，未知据何条例？这样的分析，是恤刑思想和依法而断结合的典型案例。要指出的是，依法而断，并不是说严格地按照法律判案，这种判案遵循的依法而治必须在一定的司法传统中考察。即使是郑克在关注“惩恶”一门中，表现了惩治奸恶的感情倾向，但也没有离开依法而断的基本标准。“惩恶之事，本非中道，不得已而为之”。对于过度法外惩恶，郑克表达了“此世俗所夸以为严明，而君子不取者也”。[3]“君子之惩恶，不必皆于法外诛戮也”。[4]夫小儿无识，路有衍遗物而拾取之，非剽掠也，何足深罪。杀之以徇，斯为酷滥，是前代长吏专杀之弊也。对于盗掠人子女者，古代司法官的杀戮行为，表现了“掠人子女之罪，于法不至戮尸，不为焚尸事可也。”[5]“夫小儿无识，路有衍遗物而拾取之，非剽掠也，何足深罪。杀之以徇，斯为酷滥，是前代长吏专杀之弊也”。[6]这些都是深刻说明法律适用的法定性和依法断狱的恤刑思想。

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暗合统一，严格把握法律的个案适用条件，既依据普遍规则，又能实现个案的合理处理，强调事实本身需要怎样的法律评价。为方便起见，引一则汉代案例以说明问题：

汉景帝时，廷尉上囚：防年继母陈，杀防年父，防年因杀陈，依律杀母以大逆论，帝疑之。武帝时年十二，为太子，在帝侧，遂问之。对曰：“夫继母如母，明不及母，缘父之故，比之于母。今继母无状，手杀其父，则下手之日，母恩绝矣。宜于杀人同，不宜以大逆论。”[7]

从表面上理解该案案情，在汉律中，子弑母，理应按照大逆之罪论。具体到这则案件中，它的特殊之一在于案件中的被害人是防年之父（防年继母杀之）和防年之继母（防年杀之）。对于被害人之一的防年继母，防年杀之，由于“缘父之故，比之于母”，防年按律当以大逆罪论。它的特殊之二在于防年继母杀防年父在前，防年杀继母在后。这样还能按照大逆而论吗？还是“缘父之故”的原因，“手杀其父，母恩绝矣”。既然这个前提不存在，就得与一般杀人同，而与大逆之罪而异了。郑克显然赞成汉武帝的分析，说“防年得绝其继母，以父故也”，并以为这个案件与南朝宋文帝时的一个案件类似，“冤痛之情，或伸或屈，天理存焉，法乃因而制之也”，反对制定苛刻法律和或机械地引用法律条文，对此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深文峻法，务为苛刻者，皆委曲生意而然也。[8]表现了中国古代法制思想中不是机械的引用律条，更加关注对于法律适用的条件分析，从而使得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达到统一。

（三）案件之间正面阐述、反面评判，考虑法律意图而适用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