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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民司法》结缘，是从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那一年开始的。那时所在法院还没有专门的图书阅览室，为办案人员订阅的专业类期刊屈指可数，唯一人手一册的办案参考资料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辑的《司法文件选》，里面汇编了一些新近出台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第一次读到《人民司法》很偶然。记得有一天庭里的内勤刚好从报刊箱取回来一些报刊杂志，我在不经意翻阅时发现有这么一本专业性的期刊。由于自己接触刑事审判实务不久，对很多法律问题的理解比较肤浅幼稚，在阅读了当期《人民司法》之后，确实有如获至宝、茅塞顿开之感。 我们刑事审判庭有17名干警，是当时院里最大的业务庭。偌大一个部门只有一份《人民司法》，一旦错过了时机就可能再也读不到当期的文章，所以我就多留了个“心眼”，特别关注着《人民司法》的投递规律，估摸快到的这几天就会主动向内勤要求代为开启庭里的报刊箱，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有先睹为快的机会。好在庭里的老同志们对这本杂志不怎么在乎，才使我总能如愿以偿，此后几乎一期都没有落下。 不管是当书记员、助审员、审判员时，还是在担任了副庭长、庭长和基层法院院长职务之后，我一直比较重视审判业务方面的学习和思考，还喜欢撰写一些问题探讨性文章。记得第一次在《人民司法》发表文章是1991年。我在读了当年第2期上一篇题为《对挪用公款以贪污论处数额认定的探讨》的文章后，觉得对个别观点难以认同，遂写了《挪用公款以贪污论处数额认定之我见》一文，抱着试探的心态将稿子寄给了《人民司法》编辑部，不料文章居然在那一年的第10期上发表了。尽管此前我已在其他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但在收到当期《人民司法》样刊的那一刻，还是让我感到激动难忍、兴奋不已。 从与《人民司法》之间的情缘上看，我虽算不上是一位笔耕不辍的资深作者，但绝对算得上是一位初心不忘的忠实读者。老实说，这28年以来，或许是长期从事刑事审判工作的原因，我在阅读《人民司法》时尤其偏好精读刑事方面的文章，而对其他方面的文章则往往浅尝辄止。承蒙编辑老师们的厚爱，我在《人民司法》上陆续发表了数篇文章，从几千字到上万字，内容也大多是对刑事法律问题的辨析和探讨。无疑可以这么认为，如果说后来我在刑事审判业务研究上能取得一点点成果，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还应归功于《人民司法》在无私地为我充当着阶梯。 从第一次读到《人民司法》》，至今已有整整28年。与法院和司法事业发展日新月异一样，这些年来《人民司法》》也在发生一次又一次质的飞跃。从过去每期只有几十页内容，一本看上去较为单薄寒酸的月刊，到如今《人民司法应用》、《人民司法案例》和《人民司法天平》三刊并驾齐驱，而且文章质量越来越上乘，栏目容量越来越丰富，装帧印刷越来越精美。在我看来，无论从指导性还是影响力，无论从专业性还是公信力，无论从可读性还是亲和力上来评价，《人民司法》》都是当之无愧的“百强社科期刊”和“全国百种重点期刊”。 与《人民司法》结下了不解之缘的，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这些法院人，有许许多多检察官、律师、专家学者和关注法治的人也钟情于从《人民司法》中释疑解惑，并且不由自主地成为了她的忠实读者。当然于我而言，她既是启迪司法智慧的良师，指导正确履职的益友，更是照亮法律人生的灯塔。 （载《人民司法天平》2016年第2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