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处：《山东大学报》2016年9月日第2版 刘加良一直以“少有教不好的学生，多有不会教的老师”为教学理念，辛苦耕耘于教学第一线。在本次访谈中，刘加良结合当下实际，谈了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的体会，并针对学校、法学院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与发展方面提出了建议。 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 （一）继承中国古代思想精华 通过《刑法修正案（九）》中的“减少适用死刑、加强社会治理”等法条可以看出，刑事法网变得愈发严密，越来越多的行为被纳入犯罪评价当中，犯罪圈在扩大，比如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找人替考等行为均被纳入犯罪。这便体现了孔子“严而不厉”这样一个思想理念，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些行为的社会危害很大，有必要规定为犯罪，这样能够提高社会良善程度，但在量刑的时候不能过于严厉，应提倡刑罚轻缓化，利用这样一种理念才能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行，否则会增加很多的社会对立面。 （二）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为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 重科研轻教学在高校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尤其是在重点高校。有关部门在以往的评估中就偏重科研，其评估的指标设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论文的发表，二是科研经费的获取，三是各种学术奖励的评比。具体到学校层面也是偏重科研的，尽管学校会强调教学很重要，但在教师职称评定的时候，教学只要满足基本的要求就可以，因为教学评价主观性很强，又不能简单地量化评价。这种情况下，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就变成了一种良心活。 面对这种情况，首先，从教师的角度来说，必须重视教学。刘加良谈到，作为老师，要将心比心，毕竟自己是从学生时代走过来的，以后为人父为人母，自己的孩子也将会成为别人的学生，因而要真正的为学生好，用心传授给他们学术知识与做人道理。另外，学生时期的导师给刘加良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使他认为口碑最为重要。因此，老师做与不做，尽力做与不尽力做，做好与做差，学生是会有评价的，时间越长，学生的评价会越客观。其次，学校应尽量完善教学评估体系，为老师提供良好的施教条件。虽然评估教学水平难度很大，但有一些合理渠道：一是在学校的信息系统上，学生在查询课程分数之前，必须做一个对老师的课程评价；二是本科生院和研究生院会在学期中间，委派教学督导员听课，给出课堂教学反馈；三是在学院里，院领导班子也会不定时、随机听课，在评估教师授课水平的同时，也起到帮带年轻教师的作用；四是学校有关“我最喜爱的老师”评选活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老师们对教学的重视。刘加良还提到，曾经有一个网站叫做“评师网”，由于网站设计的问题，现在已经被淘汰了。如果能够创新评估体制，合理设计一个类似网站用于教学评估与沟通，使师生之间、上下年级之间、老生与新生之间得以便利的交流，及时反馈问题，可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另外，就其所教学科，刘加良也提了一些问题和看法。 （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目前不少地区学术氛围功利色彩较重，不少人基于考评的压力，或物质方面的激励，往往多产出，快产出，有学术价值、能传世的作品并不多。这种风气不但影响着教师，而且影响了学生，一些学生会花钱发表论文加分，参评奖学金。法学学科由于司法实践进展快，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也快，很多论著的生命力不会超过五年。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学人以一种淡泊的心态做研究，从容不迫，投入大量的时间，进行持续的观察与理性的思考，精雕细琢出精品。相应的评价体制也要改变，由注重量化的考核转为注重质量的考核。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 刘加良坦言，从中学时代开始，一直到后来读本、硕、博，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较大，尤其受历史唯物主义影响较大。他的书柜里摆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选集》等著作，最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的治国理政方面的书籍也很多。在进行学术研究时，理论给了刘加良指引。比如对待20世纪80年代末启动至今的司法改革，地方法院有很多创新的做法，但一些人认为法律是守成的，法律研究应该偏向保守一些，因此对改革总是怀有一种否定的情绪。他对待这些问题比较冷静，不会在一开始就表达否定或肯定的态度，而是耐心地持续观察社会现象，观察法律运行，再去做深入的思考，形成观点。肯定时阐释其必要性与合理性，否定时说明理由，不会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这样的思维就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三、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一）体现继承性与民族性，正确对待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 当下，中国实力强大了，很多国家都关注、学习中国，但我们不能骄傲，以此为理由固步自封，我们更应该具备开放的心态、国际化的视野。国际规则越来越多，如果不主动观察全球化的进展，就不能很好地对外交流，在制定和修改现有规则的时候，中国就没有话语权，说服不了别人。 不过国际化的视野不代表一味迷信国外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法学学科有着很浓厚的民族特征和区域特征。有些国家的法律制度因为起步较早，所以可能比我国完善一点。但是文本上的制度与实践中的制度是有差别的，它需要配套措施和土壤，不能直接将外国法律拿过来用。比如国际上把中国的“人民调解”称为“东方之花”、“东方经验”，适用于纠纷解决方面，这是中国对世界作出的独特贡献。美国的ADR就是学习中国的“人民调解”，在美国ADR起到的作用非常大，其百分之九十左右的案子都使用这种方式解决。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人民调解”已经不如几十年前那么理想，所以我们在对它进行不断的健全，致力于构建一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虽然现在美国ADR很完善，但是如果原封不动地引回来一定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应在我国原有的“人民调解”基础上，借鉴美国ADR的成功经验，创造“人民调解”的新辉煌。 （二）体现时代性与原创性，合理设置学科体系，将学科设置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 目前我国整个法学学科设置大体分成两部分，一是理论法学，一是应用法学。理论法学主要包括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等；应用法学包括剩下的所有的，如民法、商法、诉讼法、国际法等，因而将法学判断为应用学科，在整体上是没有问题的。虽是应用学科，但不能说实际上需要什么就开什么课，培养法学人才还是要注重基础。如果没有学习理论性学科，一个法律人虽然可以达到一定高度，但到了那个高度后想再前进的话就会遇到瓶颈，能够打破这个瓶颈就要依靠理论法学的训练，才能后程发力。教育部为法学学科设置了16门主干课程，当然主干课程之外也可量力再开一些特色课，这个体系设置比较合理，并且在逐渐调整，主动性越来越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