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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公司法》里规定了许多种公司，但我们这个社会上实质只存在一种公司，那就是“家业”。国企是国家的“家业”，私企是私人的“家业”。也就是说，公司的实际存在与法律规定里的种种制度要求完全不是一码事。万科股权之争时代色彩浓烈，争议各方既可以拿实际情况说事，也可以拿法律规则说事，但肯定说不到一块去。争来争去，无非是对着公司制度的缺陷开撕，猛擢市场机制不完善的痛处。 之所以说社会上的公司实质上都是“家业”，因为“家业”是归这家主人的，用正规一点的词儿说，叫做归“实际控制人”，而不是归股东或者其他什么人的。“董、监、高”都只是个称呼，其实叫什么都可以，只要不叫“东家”就行。公司的主人明确了，对于剩下的人来说，无论是请来的还是雇来的，要求只有一条，那就是：忠心；如果再加一条，还是忠心。至于公司治理、委托代理、激励约束等等，都是花架子。哪天东家不满意了，就赶紧算帐走人，还哪有功夫扯犊子。这不就是当今市场上大多数公司的现实状况吗？ 现实的总是合理的，公司以这种方式存在自有他的道理，道理在于：如此可以确保“家业”永续，代代传承，不被“野蛮人”抢走，不被恶徒觊觎。 回过头再说说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公司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根子是资本、产权、契约和规则，资本决定产权的归属，产权决定公司的归属，契约决定公司的运作，而这一切都需要既定的规则作保障。公司其实也是在“家业”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有很多现代公司一直保持着“家业”的本色，称之谓“家族企业”。最初是资本的社会化促进了公司制度的形成，因为公司要想扩大生产就需要从社会上不问出处地吸收资本，而资本成份的泛众化进而又催生出了以“股东”为核心的产权制度，和以“章程”为核心的公司契约制度，然后演化出委托代理制、激励约束、股权融资等等。 在公司的这套机制里，主要问题不是“忠不忠心”，而是“有约在先”和法律规则是否完善。东家满意不满意仍然重要，但违约不违约更重要。 合起来说就是：“家业”讲求的是血统、传承和忠诚；“公司”讲求的是资本、产权和守约。 我们原本实行计划经济，没有公司。从计划体制到公司制度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家与国分开，承认私人“家业”的合法性，也就是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第二步是将“家业”转换成“公司”，明确产权，按契约和规则办事。为此，我们做了两件大事：改革开放和建立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允许多种所有制，承认私人财产的合法地位，甚至承认了“公司财产权”的独立性；建立市场经济的意思也很明确，那就是要引入公司制度，按市场规律办事。第一步走得很快很顺利，原因跟历史和人性有关；第二步走起来不那么顺，原因也跟历史和人性有关。这个说起来有点儿复杂，还涉及政治体制，就不细说了。 总之，走到现在，形成的局面是：“公司法律规则”出台了很多，但“公司制”的理念和实质尚未深入人心。市场上比较流行的模式是“家业”做里子、“公司”做面子，一种杂合传统与现代的折衷模式，就跟其他许多领域一样。 再说具体点：国企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改制，变成了国有公司，而且把与“公司治理”有关的股东、董事、独立董事、监事、管理层等西方曾经出现过的名词一股脑全部引进，但最为核心的人事权和重大决策事项始终抓在“东家”的手里，由上级任命。人权和重大事权没了，那些引进的治理机制也就都成了摆设，独董直接成了“花瓶”，监事的职能只剩下开会。私人公司的运作模式还要更简单些：股东会、董事会、各种会的各种表决顶不上老板一句话，当好马仔的前提是永远记牢公司是谁家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