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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因疾病、衰老，或因天灾、人祸，在医院，在家里，在途中，死去。只要他们死得明白，得以善后，我不需要关注。但当一个年轻的生命在执法为民的人民警察的执法过程中死去，至今不能说明白。这不得不引起我的关注。不管他是人大硕士，还是“国资某委主任”，抑或是不是“那天晚上，鬼使神差拐进了那条灯火昏暗的小胡同的足浴店”，这些我都不关心。我关注的是:他是怎么死的，是自己把自己弄死了，还是被执法者（不小心）用力过猛弄死的，还是疾病突然发作而死。 尽管有学生告诉我，在他们江西老家的某些县城，花几万元就可以摆平一条人命，当事人都不会声张。但那毕竟是上不了台面的阴暗事。雷洋之死，既然已经上了台面，举国皆知。广大百姓对他是怎么死的，总有知情权。我也不例外。奇怪的是，自雷洋在执法过程中死去近2个月了，有关部门仍然无法明确说明雷洋是怎么死的。直到三天前（6月30日），北京市检察院第四分院依法告知和公布雷洋尸检鉴定意见：寥寥数言：“死者雷洋符合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致窒息死亡”。这寥寥数言，引发专家与民间的各种解说，有学理分析，也有胡乱的猜测。胡猜最甚者，莫过于口天吴：“说得简单点，就是自己被自己呛死的”。对这种胡乱的猜测本可以不屑一顾。但它源于相关部门采用貌似高深的专业术语与含糊其词。 我们只是想知道雷洋是在何时（when），何地(where)，为什么(why), 怎样(how)，死去。这真的很难吗？ 我无论如何无法相信，京畿之地人才荟萃，用近2个月时间无法查清一个死难者的死亡真相？！ 在日常生活中，某人突然死亡，报警后，不用几天时间，就能够查清其死因。我相信雷洋如果是死于歹徒之手，尸检也不会如此艰难。问题就在于他死于办案警察之手，这个尸检就太难了。难在投鼠忌器。检察院办理警察的案件，何其艰难，要何等的小心翼翼，谨慎再谨慎。学理上虽说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貌似地位甚高，可落实到实践上，检察机关在公检法三家中地位最低，民间称之为“送饭的”。（公安老大是“做饭的”，法院是“吃饭的”，想想就知道这“送饭的”地位有多可怜）。如今“送饭的”要查办“做饭的”老大的人，其难度可想而知。简直就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当然，在法治社会，只要证据确实、可靠，就是天王老子犯法也得查办!何须看甚“做饭的”老大面子。我相信北京市检察院能够顶住压力。依法查办案件，彻底揭开雷洋死亡真相。 实际上，揭开雷洋死亡真相，不仅仅依靠尸检。尸检报告本来也只能是中性的专业技术说明，不能回答法律问题。如果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它本身只是冷冰冰的医学与病理学术语表达。不会指向任何人。所以，真正揭开雷洋是如何死亡的最直接证据，还是当事人的供述，证人证言以及视听资料证据。 本案当事警察有五人，难道至今为止，他们都齐刷刷的保持缄默或口径一致？涉及本案的五名足浴店员工也齐刷刷的保持缄默或口径一致？与本案有关的所有监控探头，执法记录仪都坏了，都不能修复了？这显然不可能。 北京市检察院第四分院依法告知和公布雷洋尸检鉴定意见后，当天报请北京市检察院决定改变强制措施，逮捕邢某瑞副所长与协警周某，据此可以肯定，北京市检察机关已经掌握雷洋之死与涉事警察有直接关联的证据。因为，逮捕是刑诉法规定的最严厉的强制措施，除了要求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还需要其所犯罪的性质，是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一旦错捕，依照《国家赔偿法》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我相信北京市检察院第四分院如果没有掌握了很确凿的证据，怎敢对邢、周两人决定逮捕? 从这个角度看，我似乎又看到一线微薄的希望。距离揭开雷洋死亡真相的那一天即将到来，耐心等待吧，至少，我等得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