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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研究所所长王灿发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北京的霾又来了。有空气净化器的，开起来吧。”这一天，北京迎来了今秋首个重度污染天。 王灿发在1999年创办了“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十几年来打了几百场官司。作为中国目前最有影响的环境法学者之一，王灿发在帮助污染受害者维权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尴尬的现状：一方面，这几年环境案件在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国内的环保律师在数量和专业度上却“没有跟上”。 “目前很多参与环境类案的非环保律师说不到点子上，还容易误事儿。”王灿发说。 17年前，“帮助中心”刚成立的时候，污染受害者还是个新鲜词。现在，“帮助中心”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的污染受害者的咨询，参与代理的污染纠纷案件上百起。 中国环境案件在呈逐步上升的趋势。今年7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中国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显示，在2012年1月至2016年6月这4年半的时间里，全国法院受理环境资源一审案件57万余件，这个数字几乎是2002年至2011年十年间同类案件总数的5倍。尤其是在2014年，环境污染类案件在全国一审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中成为增长幅度最大的“双料冠军”。 然而，环境案件的代理律师非常缺乏。王灿发感叹：真正懂环保的律师在全国太少！ 江苏一位养殖户养的鱼鸭因为喝了附近一家植物油公司排放的污水，几天内全死了，王灿发代理此案。庭审中，植物油公司的代理律师对养殖户说：“你的鱼鸭长那么肥，就是因为企业排的洗豆子的水给它们提供了营养，你应该感谢我们，怎么还来告我们呢？” “如果不是专业的律师听到这些就会一头雾水。”王灿发说，“但是专业的律师就会提出，洗豆子的水容易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影响鱼鸭的生存环境。” 王灿发摆出专业证据进行辩论后，直到庭审完毕，对方律师都不知从何反驳。 庭审后，和王灿发一起代理案件的另一原告律师小声地问：“王老师，刚才庭上您说的‘BOD’‘COD’是什么意思？”（BOD指“生化需氧量”，COD指“化学需氧量”，二者都是表示水质污染度的重要指标。——记者注） 这让王灿发感到有些哭笑不得：“这可是基本知识啊！” 造成这种尴尬的原因有很多。 今年的国家司法考试刚刚过去。研究了几年的司法考试题目后，王灿发发现，出考题的人当中没有环境法的专家，每次环境法题目分值也不高；大学里，环境法课程也大部分是选修课，“这样一来，培养锻炼环保律师的土壤缺了点儿。” 中国环境干部管理学院副教授刘湘目前是“帮助中心”的诉讼部部长。他也是目前代理环境案件最多的律师之一。 在十几年代理环境案件的经历中，刘湘发现，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律师开始关注和代理环境领域案件，但案件本身的一些特点，还是让一些律师望而却步。 比如，环境案件的技术性极强，各类环境标准很多。很多律师往往被这些标准搞得“头昏脑涨”。刘湘解释称，污染判断指标有多种，没有标准就没法判断，不熟练掌握这些标准，还会导致判断失误，“比如应该做鉴定的没有做，不需要做鉴定的却做了，或者做错了。” 另外，一场环境诉讼打下来，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不说，代理费用和胜诉率、执行率还都不高。在刘湘看来，这给律师的心理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需要环保律师有耐心、公益心和正义感”。 他告诉《工人日报》记者，有的环境案件，一打两三年很正常，七八年也不少见。虽然诉讼标的额很大，但由于受害者多为弱势群体，律师很难拿到代理费。一些案子，好不容易胜诉了，律师心还得悬着，担心案子久拖不决……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环保律师感觉“有心无力”，也就渐渐放弃了。 与日俱增的环境案件呼唤更多的专业环保律师。 随着环保问题的加剧和政府环境治理力度的加强，国务院相继出台了气、水、土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王灿发估计，在我国未来的10～30年内，环境案件不会变少，“尤其是水和固废物治理的任务将更加艰巨。” “当务之急，是加强对环境法律师，包括对法官的培训。”王灿发说。 让王灿发感到高兴的是，一些律师事务所看到环境业务具有比较好的前景，开始重视这方面的业务，并且专门设置了环境资源法律部。专业的环保律师开始逐年增多。 作为资深的环保律师，刘湘被媒体称为“地球代言人”。“代言”了多年后，刘湘有了些新的感悟：打环保官司，最初是为保护人们的财产和健康；现在，就是为保护环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