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公安侦查阶段的监督问题，无论我们怎么讲都不过分，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老生常谈也在谈，谈比不谈好，以审判为中心为例，微信有人评论，雷声大雨点小，雨点小，下点雨也好，我这个人比较乐观，能有所推进就行。 我们今天研究这样的问题，表明这些年公安的侦查环节在进步。前些年更多是批评公安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光刑讯逼供这一块，学术界投入了大量的学术资源，立法机关也动用了大量的立法资源。这几年刑讯逼供明显好转。我记得去年我来过京师开过研讨会，涉及到侦查环节的权力滥用问题，那一天研讨的主要是疲劳审讯问题。今天闫平平案，这个案件我们看以后觉得有些诡异，尽管很难看到公安在哪个地方有赤裸裸的硬违法，但案件走到今天，可能不纯粹是法律适用问题，所以是不是混淆了合同纠纷和诈骗的界限？这个界限的确是模糊的，从我近十年参与的论证案件来看，发现70%以上都涉及到经济犯罪，里面确实有一些罪状的规定不太具体，刑法关于罪状的描述比较宽泛，甚至有的没有罪状描述，是空白罪状给司法机关适用带来障碍。当然这不光是法律问题，更重要的是有比较复杂的利益纠葛。 比如去年我们论证的一个案件，当地公安没有管辖权却积极地管，要立案要抓住人。还有原本公安机关该管的，有管辖权的，却不立案。为什么原本不构成犯罪、原本可以用其他方法处理的给入罪？这恐怕不是法律适用问题，也不是公安机关对法律理解上有偏差的问题，而是背后有利益的牵引。比如闫平平案，是不是有公安插手经济纠纷的问题，至少有嫌疑。一个案件，公安办完以后，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说明案子办得有些缺失。究竟这个罪本身能不能成立，公安背后是不是有些不知情的因素，这个很难讨论，因为我们了解的信息有限。今天研讨的主题是怎么去完善公安侦查环节的监督问题。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说明公安监督不够。公安的权力当然需要监督，任何权力都要监督，公安的权力尤其需要监督，这是因为公安这一块的工作监督单薄，有局限。检察机关是监督机关，但监督疲软、不给力，手段有限，目前的监督只有一种情况是硬监督，其他都是提出纠正意见，比如公安该立案不立案，我们可以通知他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必须立案。这种情况下公安不会拒绝，通知他立案会立案。但实践中事实上还有通知他立案而不立案的。这种比较硬。其他是提出纠正意见，纠正的机关是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要纠正就纠正，如果他说你的监督有问题，我不纠正，目前检察机关也没有更多的手段。那是不是我们对公安的监督就没有了？检察机关批捕的时候，检察机关可以监督他。现在关注以审判为中心，是因为目前的诉讼格局以侦查为中心，我们担心这个案件一旦侦查环节出现漏洞以后，随后的环节就难以改变。这个案件，律师尽了他们的最大努力，做了专家论证，不光组织专家论证，今天又组织专家媒体开专门的研讨会，这是律师动用了几乎能动用的学术资源、媒体资源阻击可能发生的错案。如果侦查环节，这个案件出现了漏洞和瑕疵，后面的环节可能就难以改变了。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我们的诉讼格局以侦查为中心，以侦查为中心的背后是以逮捕为中心。为什么在很多人看来不能成立的这个案子，检察机关却能批捕？检察机关一批捕，往往是犯罪嫌疑人的结果被确立了。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阻击，很难纠正侦查环节犯的错误。律师在寻找更多的力量纠正可能发生的错误，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在内部，律师发表的辩护意见是正确的，但并没有予以支持，而是认为与事实不符给驳回了。这个案件将来起诉到法院，法院很难公判。所以在侦查环节、审查环节把这个案子予以消化是明智之举。 侦查的强势地位，没有强大外力会往前走。一个案件检察机关自己捕了，而不诉的话，这是大的问题，等于把之前的工作给否定了。所以检察机关内部会有分歧。特别是经济犯罪案件，通常有可争议的空间，经济纠纷升格可能会入罪，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研讨。目前怎么强化侦查监督，理论界该提出来的几乎都提出来了，比如让律师介入，发挥律师作用，一直扩大律师参与范围、参与权利，一直试图通过这样的社会力量制衡强大的权力。法律界一直主张强化法律监督，但这个“强化”给人的感觉始终有一点雷声大雨点小。现在以审判为中心推进刑事诉讼改革，这个我们是欢欣鼓舞的，从模式升级的高度评价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改革，如果落地，有可能会优化我们的诉讼结构。过去的诉讼结构归纳为顺承模式——侦查环节的结论往往会在后面的环节加以继承，后续的环节往往会顺着侦查机关的意思承接着他们的成果。中国的庭审走形式、走过程、虚化的，带有表演性质。现在试图希望让审判成为诉讼的制度，让庭审成为审判的中心，以扭转失衡的诉讼结构，让公检法三家机关的关系正常化。刚才彭新林教授说是刘关张趋势，我们实现魏蜀吴的格局，实践中过多地强调配合，或者轻描淡写地讲制约。不讲这个，没有制约，最典型的是体现在审判难以纠正发现的错误，有的时候发现不了，更多情况是发现以后纠正不了。现在希望审判能够给力，能够有纠错的能力。可《意见》出来以后，我更担心的是今天下午的研讨给当地司法机关会产生多大影响，会不会置若罔闻。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该讲还要讲，因为无力，所以执着。很多律师知道你所做的辩护意见不会被采纳，但是律师还是要一如既往地坚持。有时候坚持一时半时可能扭转不了，我们说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我们期待它不会缺席。对侦查阶段的监督也这样，公安机关的强势地位很难加以扭转，但我们不停地关注、不停地呼吁会慢慢好转。比如雷洋事件，现在公安机关在执法时会有所收敛，会好一点，民众就会有一些安全感。如果闫平平案将来能够扭转，通过媒体的报道，对其他地方的执法产生促进。经济纠纷案件或者带有经济纠纷性质的案件被入罪的情况不是孤案，怎么去扭转，专家已经提出了建议，我认为目前的改革需要深化，包括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如果这个案件最终成不了，到检察院诉不出去，法院判了，到了二审纠正过来，如果我们对司法有这么强的自信，可能不需要请专家，也不需要让媒体呼吁，可能公安由于未来的倒逼压力都不敢动手，都不敢立案。为什么很多企业现在有一种不安全感？是因为防不胜防，防了这个放不了那个，想找麻烦总会有麻烦。企业运营中，怎么可能没有一点瑕疵，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不规范，只要想找你的毛病就会找出来。 所以，这样的案件是不是真的有必要逮捕，捕了以后有没有继续羁押？一个企业家被捕了，不光是给他的家庭带来严重后果，会给企业带来很大影响，甚至抓一个人，一个企业就垮了。一个企业被捕、被追诉，导致一个企业就垮了。一个企业垮了，涉及到很多员工的就业问题，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所以我们追诉企业家的时候，强制措施要考虑比例性原则，考虑到刑事诉讼的殃及效果，甚至要提倡柔性执法，更根本的是强化对侦查的监督，不能让侦查恣意地行使权力。监督有多个方面，一个是审判环节，这个真的有作用，但目前几乎没有任何纠错能力，检察院起诉的案件，如果不判，检察院不干。如果一个案件判无罪，对检察院来说是灭顶之灾，意味着今年的工作就白干了，你说检察院能愿意吗？所以法院必须得判。想让每个案件实现公平正义，这是非常理想的，但如果我们的体制更顺畅，机制更合理，更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这是关于诉讼结构怎么更合理化，目前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需要进一步推进。但这是中央的改革。原来我们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后来给人感觉法院是庭审中心主义，后来是庭审实质化。所以扭转诉讼结构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只要结构是合理的，公安侦查环节的监督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当然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监督机关怎么发力需要研究，检察机关不要老关注庭审，也要关注庭前，不要光事后监督，怎么进行同步监督很重要。不过同步监督现在没有条款适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时候试图做一个调整，但博弈的结果是条款被拿掉了，公安的指挥、建议或者引领，不管用什么词，起码活动不能由公安自说自话，或者游离在诉讼之外，成为一匹脱疆的野马，不能让公检法三机关如铁路一样各管一块。如果意见提交给公安，公安都不去采纳也不给理由，检察机关难道还坐视不管吗？所以问题不在于我们提出了多少新的建议，从完善公安侦查监督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提出很多建议，但能把目前刑诉法规定的落实好，很多问题就可以了，我们这样的研讨会也就不用开了。谢谢各位。 （李奋飞：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