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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全部成员都是律师,这在北京是个新鲜事。 一听律师来社区,难免有人在心里打上问号,哟,是来赚居民的钱么?至少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地区律师专业人民调解委员会,律师调解员们“志不在此”。相反,律师干调解,因为有法律专业背景,能很快把握住事情的重点,简单直接地告诉当事人诉讼的风险,不兜圈子。好多案子到了律师们手里,快刀斩乱麻,能把事儿处理好。 记者了解到,学院路地区律师专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北京唯一 一个全由律师组成的调委会,目前已有10多名执业3年以上的职业律师加入,担任人民调解员。在这里,每天有人值班,节假日也不休息,律师的值班表就在外面公告栏上,不仅有律师的联系方式,还有其擅长的方向。找他们调解,一点不难,不设门槛,也不收费。 该调解委员会主任徐卫平说:“干律师是对自己的当事人负责,而干调解员要对双方当事人负责。” 速调摸清双方需求 去年冬天,徐卫平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焦虑的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叫张木(化名),家里发生了点事儿。 张木的外公外婆去世后,留下两套位于学院路的房产。外公外婆共有三女一子,可当初买房子的钱大多是张木的父母出的,这些年房子也由张木一家人居住,如今张木想把房子过到自己名下,因为这事儿,原本和睦的一家人开始起了点摩擦。 站在张木的角度上,他的要求也合情合理,可继承法规定的清清楚楚,两套房子的分配肯定不会如张木所愿。电话里,徐卫平开始给张木普法,给他详细讲解继承法上的有关规定。“我是调解员也是律师,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你要走诉讼程序,房子可就是平分,你得想清楚。” 利害关系一说明,张木很快冷静下来,徐卫平的话也能听进去,决定和家里人商量着来调解解决这个麻烦事儿。 调解当天,呼啦啦来了六个人,有外公外婆的三女一子,还有张木和他的表妹。“对着一群人要调解,就得摸清他们谁跟谁是‘一伙’的,这人吃软还是吃硬,每个人的诉求是什么。”徐卫平回忆。 没多久徐卫平就摸清了里面的门道,这六个人分了两个阵营,不同意张木过户房子的就是他舅舅和表妹。舅舅一来就牵头,爱表现、爱抢话。不过这家人的矛盾并不激烈,调解很有希望。 徐卫平就从舅舅下手,明确告诉舅舅按法律规定,非要争也就是争到四分之一的遗产,可伤害的是与姐姐、外甥的亲情。“打亲情牌,这个舅舅没有自己的子女,我跟他说您以后有事儿还要外甥帮忙呢。” 最后舅舅和表妹分得了一套房,另一套过户给张木。调委会的律师们还帮着他们走完了司法确认程序。一家人算是和和气气把事儿解决了,还专门给调委会送了面锦旗。 据徐卫平介绍,他们的调委会成立以来,这类涉及房产的纠纷是他们调解的重点,因为这类纠纷涉及金额大,又需要专业法律知识,社区调委会往往“搞不定”。他们在做好前期沟通的基础上,都是争取在一小时内调完,因为律师能一针见血指出问题,不拖泥带水,一小时解决纠纷并不是难事。 调解保护弱势群体 李强(化名)说,徐卫平“救了他的命”。 这事情源于某大型国企关停了自己下属的位于学院路的一家宾馆,上百名员工被无故辞退。 李强是一家餐饮公司的老板,他承包下这家宾馆的后厨,自己成了宾馆的后厨长。如今员工被无故解约,后厨20多名员工要李强赔偿他们的损失。大家声称要去劳动局“告他”,还要去信访。李强一时焦头烂额。 李强通过街道联系到了徐卫平。了解情况后,徐卫平给李强分析了他面临的形势,李强与该大型国企签订的合同明显有利于该国企。打官司,胜算并不大,有可能李强要赔付员工的工资,即便能打赢官司,诉讼的时间成本在这儿,官司拖上个几年,20多个员工肯定来回找李强闹,所以最好能调解。 经徐卫平一分析,李强的优势劣势一目了然,李强仿佛看到了些许希望。送徐卫平离开时,他往徐卫平车上塞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一沓钱。徐卫平赶紧拦住了他。“人民调解不收费,这是原则,肯定不能拿他的钱,不能搞乱规则。不过这事儿也说明他是真着急。”徐卫平回忆着说。 跟大型国企谈调解,必然困难重重。徐卫平接下这个“烫手山芋”,帮着李强跟国企调解。“开始都没想着真能谈成,而且国企的法律顾问态度非常强硬。” 几次三番下来,这事儿还真让徐卫平给谈成了。“跟对方谈企业形象,给他们分析法律上的风险,他们合同虽然完备,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更倾向于保护劳动者。这一点说到了他们心里,我能感觉到他们被触动了。” “故事”的最后,调解顺利达成,赔偿的总数还比李强的心理预期高了不少。员工们顺利拿到了本属于自己的补偿。 技术指导社区调解 记者了解到,一般家长里短的小调解,通常会在社区居委会的调解下解决,只有社区解决不了的事儿,才会来到律师专业调委会律师们的手中,律师们成了社区调委会的“技术指导”。“要是社区调委会遇上难题,处理不了的,我们就会介入,帮着他们一起调。”徐卫平介绍,律师们也会给社区调委会做一些法律方面的培训。 家住志新小区的张大爷把自家房屋出租给了小两口,一天晚上家里的管道破裂,等小两口半夜发现,屋里的水都能没脚脖了,还淹了楼下七八户居民,涉及的居民可不少。 社区居委会的民调主任磨破了嘴皮,好不容易调成了五六户,可还剩几户居民怎么也不松口。调解陷入僵局。社区通过街道找到了徐卫平,请他出马帮着调。 到了现场,问不同意调解的居民是怎么回事。其中有一户居民特别强硬,说自家是新装修的,这下都给淹了,赔偿自然不能跟别人家一样,坚持要两万元赔偿。 徐卫平对照法律给居民分析分析,还给这个居民算了经济账,要是不好好调解,走诉讼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可太大了。一番话说得居民“又敬又怕”,信服地同意调解。 律师来社区干调解,大多是出于一颗公益心。“律师来社区,开始总有怀疑的眼光,需要坚守住内心,帮居民办事儿不挑事儿。”徐卫平说,律师不能光向“钱”看,服务社区能给律师带来许多职业上的满足感。律师参与调解还在萌芽阶段,可这事儿有前途,他们干得有尊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