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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至正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谢亚西在陕西省律师界中“第一个吃了螃蟹”，2015年12月，他成为陕西省律师中第一个拿到调查令的人。 事情缘起于她代理的一起离婚诉讼，女方当事人是陕西人，2012年10月嫁到广东。夫妻因为感情不和，2015年10月在广东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离婚诉讼中涉及财产分割，结婚之前的2010年，当事人在中国银行西安太白南路支行就开设有银行账户，为了查清账户中婚前和婚后的存款情况，以便分清夫妻双方婚前个人财产和婚后共同财产，需要银行打印出具该账户开户五年来的交易明细，但是按照惯例，银行只给储户出具近两年的交易明细。 为了查清案件事实，谢亚西申请法官调查开户以来的银行明细，“这就需要法官为这事专程到西安来一趟，他们工作非常繁忙，为这事跑这么远客观说有些费时费力。”谢亚西说。 而恰好不久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调查令实施办法（试行）》。其中规定，今后民事诉讼当事人、代理律师因客观原因自行调查取证难以获得相关证据时，代理律师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令”，由法院授权当事人的代理律师进行调查取证。 谢律师提出申请后，惠城区法院的法官欣然同意，因为广东法院前几年已经开始实行调查令了，律师获取调查令已经常态化。谢律师拿出调查令，上面盖有法院公章，明确要求中国银行西安太白南路支行依照相关法律给予必要的协助，调取当事人某某名下的账户从开户至今的交易明细清单。 陕西高院的规定是，代理律师持令调查时，接受调查人核对调查令和执业证无误后，应当提供调查令所指定的证据。不能当即提供的，应当在收到调查令之日起五日内提供。接受调查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协助调查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采取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谢亚西最终顺利拿到了证据。“在陕西获得首份法院给律师签发的调查令，是一件让人欣喜和自豪的事情。”谢亚西说，“可遗憾的是，本律师获得的陕西首份调查令却是广东法院签发的。在之前的一个案件中，本律师也向陕西的法院申请过调查令，可是，主审法官却说，他们没有签发过调查令，不知如何办理调查令。” 实际上，律师调查令并非新生事物，其存在至今已有十多年历史，但始终处在地方探索过程中，未形成具体规范。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黄惠玲建议完善并推行“律师诉讼调查令”制度。黄惠玲建议司法部门尽快出台相关规定，明确调查令的制式以及申领的流程等，让制度的执行“有章可循”。同时加强宣传教育和信息对接沟通，让社会公众及各单位对调查令制度有一定了解。 地方探索的新机制 所谓调查令，是指一方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情况下，请求法院所签发的，以特定被调查事由为对象，具有一定规范化格式的法律文书。但这在我国的诉讼法中未作出规定，而是通过地方法院自发的改革实践，使其在制度上已具雏形。 “调查令制度在我国设计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执行难’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诉讼法学者李章仙介绍。 比如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执行案件委托调查的暂行规定》，代理律师成功申领《委托调查令》后，可前往工商、银行、房地产、车管、证券、保险、社保等有关单位调查了解被执行人的基本情况，动产、不动产、其他财产情况以及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转移财产、规避执行或抗拒、阻扰执行的情况等。 2010年5月6日，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开出了河南省第一份律师调查令，针对一起执行案件中掌握相关材料的山东省济宁市房管局，要求济宁市房管局在指定期限内向持令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时任河南省法院执行局局长曹卫平介绍，相关机关不配合律师调查，债主就无法证明、也不知道房产的归属。在这样的情况下，让申请人承担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的举证责任，不合实际。另外，受案多人少因素的影响，法院也难以对所有执行案件都进行财产调查，这就导致一些案件不能及时得到执行，引发当事人对法院的不满。 其实，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从1998年12月1日起就开始试行律师调查令制度，不久之后，杨浦、徐汇、南汇等区县法院也相继开始试行调查令制度。其后，山东、重庆、福建、江苏等地法院亦相继推行了调查令制度。 这项制度也从开始的执行领域适用于整个民事诉讼。从目前看，我国共有12个省份开始试行律师调查令制度。 调查令制度一推出，就已见成效。2005年，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首次签发的财产调查令，使得代理律师在乌市国土局第一时间取得了一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在天山区法院的执行下查封了被执行人名下的土地，使难以执行的30万元有了着落。 2007年，南宁市兴宁区法院发出了该院试行的首份调查令,调查对象是广西某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和某证券公司。代理律师是在自行调查取证遭到拒绝后向法院申请到调查令的，并持调查令顺利拿到了所需的重要证据。 当然，调查令的推行也经历了一个接受的过程。在调查令制度实施初期，上海市各法院当事人提出的调查令申请，每年为几十件左右。而到了2005年之后，当事人申请调查令的数量已逐年递增。同时，法院签发的调查令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数据显示，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1998年12月至1999年4月签发的15份调查令中，有9份遭到被调查者的拒绝，仅6份得到回复，拒绝率高达60％；对1999年至2000年间发布的调查令的抽样分析显示，被调查者拒绝配合调查的有29份，拒绝率为48％；到了2006年，对该法院所签发的调查令的再次抽样调查分析发现，被调查者拒绝配合调查的只有8份，拒绝率仅为13％。 2013年3月27日，安徽省通过了修订的《安徽省关于律师执业的若干规定》，增加了调查令制度，赋予律师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令的权利。这是全国第一家以地方性法规形式规定律师调查令制度。 此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民事诉讼调查令的实施办法（试行）》，明确规定申请调查令的诉讼阶段，规定在起诉、审理、执行阶段均可申请调查令，基本涵盖了民事诉讼全过程。 地方探索也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3月13日发布的《关于认真贯彻律师法依法保障律师在诉讼中执业权利的通知》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在民事诉讼中积极探索和试行证据调查令做法，并认真研究相关问题，总结经验。” |
